我的短篇小说《哦，香雪》写于一九八二年，香雪是小说女主人公的名字。
一九八五年，在纽约的一次座谈会上，曾经有一位美国青年要我讲一讲香雪的故事，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原因有二：一是我认为我的小说无法当成故事讲；其次在我的内心深处，觉得一个美国青年是无法懂得中国贫穷山沟里一个女孩子的世界的。然而这位美国人把持着话筒再三地要求我，以至于那要求变成了请求。身边我们那位读过《哦，香雪》的美国翻译也竭力撺掇着我，表示他定能把我的故事译得精彩。于是我用三言两语讲述了小说梗概，我说这是一个关于女孩子和火车的故事，我写一群从未出过大山的女孩子，每天晚上怎样像等待情人一样地等待在她们村口只停一分钟的一列火车。
我没有想到在场的人们竟为这小说兴奋不已：主持会议的已故作家马拉默德为我鼓起掌来；两个不修边幅的大学生走上来拥抱并且吻我；一家名叫《毛笔》的杂志的主编对我说：“你知道你的小说为什么打动了我们？因为你表现了一种人类心灵能够共同感受到的东西。”接着他又问我是否读过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说，我说很抱歉我从未读过。他说肯尼迪在演说里就向人们描述过他当年是怎样从家乡的小村里走出来第一次坐上火车的，肯尼迪的内心感受令人泪下。我没有过多地关注肯尼迪的感受，令我留意的是主编前边的那句话：“你表现了一种人类心灵能够共同感受到的东西。”与其说我因这句褒奖而获得了虚荣心的极大满足，不如说这句话使我忽然有点明白我为什么要写小说了。细细地去想，这又是一句多么苛刻的咒语——我觉得事实上我是终其一生也未见得能够到达这一境界的，或者我愿意终其一生去追逐这种苛刻。
上述一切仿佛是旧话重提了。之所以重提旧话，是因为今年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将《哦，香雪》拍成了电影。
可以想像把《哦，香雪》拍成电影是怎样艰难。这个没有故事的故事不仅使人在将来的上座率、拷贝数上为之伤神，导演和摄影也对它望而却步。你奈何不得一群大山、几个女孩、两根冰冷的铁轨和一列黑沉沉的火车。若是讲究迷信，《哦，香雪》则更是一个不吉祥的剧本了——曾经有两个“妄想”拍摄它的摄制组在选景的路上翻车，一辆车上的导演、演员脸部受伤；另一个摄制组的车轧死了一位捡粪的老乡。第一个摄制组是以青年电影制片厂导演郑洞天（我在这里向郑洞天先生表示深深的歉意）为首的；第二个摄制组即是由北影女导演王好为为首的。
继郑洞天先生的拍摄计划夭折之后，王好为导演在今年初冬时节终于完成了她几年之久的宿愿。作为原著和编剧的我，曾经和王好为共同感谢过“儿影”的慷慨，是他们在金钱上的慷慨使香雪有了与观众谋面的机会，使那些永远沉默的山河有了表现自己的可能。
日子定在晚秋，我重返九年前曾经住过的那个小村苟各庄。当年它是河北涞水县最穷的村子之一。《哦，香雪》的拍摄点就在这村子附近——北京房山与河北涞水交界处的十渡风景区。我记得那年也是晚秋，我在苟各庄下了火车，站在高高的路基向下望去，就看见了路基下村口那个破败的小学校：没有玻璃、没有窗纸的教室门窗大敞着，一群衣衫褴褛的小学生正在黄土院子里做着手势含混、动作随意的课间操，几只黑猪白猪在学生的队伍里穿行……土地的贫瘠和多而无用的石头使这里的百姓年复一年地在困顿中平静地守着自己的一份日子，没有怨恨，没有奢求，没有发现他们四周那奇妙峻美的大山是多么诱人，也没有发现一只鸡和一斤挂面的价值区别，于是就有了北京人只需乘二百华里的火车，用一斤挂面到这里换一只鸡的怪事。几年前一个奇异的外部世界冲破了这里的困顿，人们才发现这里原本有着奇珍异兽出没的原始森林，有着可与非洲白蚁媲美的成堆的红蚁，有着气势磅礴的百里大峡谷，有着清澈明净的拒马河，还有我的香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