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言的母女共学
一九七五年我高中毕业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近尾声，一些城市的政策也开始灵活起来。比如我所居住的城市河北保定，就规定了老大可以免下。我是老大，我惟一的妹妹正读小学，似也不存在我留她下的危险。我的同学都羡慕我的好运，然而我却报名要求去农村落户了。
因了我的行动，保定市曾经不大不小地热闹了好一阵。我先被邀请到许多单位去“讲用”，我根据当时两个最著名的口号，联系实际进行着发挥，讲着。那口号叫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当地报纸和广播也作些“插科打诨”的报道，说我母亲曾反对我去农村，我便与母亲共同学习“毛选”，后来母亲终于搞通思想同意了我的革命行动。对这则无中生有的报道，我母亲至今还耿耿于怀，非常不满意。当时我对这报道却并不在意，既是革命就得有对立面，这似是报道的规律，也是人活着的规律。再说这“对立”也不伤大雅，不是一学也就通了吗？但我始终不忍心把这“母女共学”的情节加进我的“讲用”内容，不是没有人这样提示过我。
行前我还作为知青代表，在昔日的直隶总督府（市委）门前，面朝一街欢送的车队和红花发言。这热闹一直延续到我插队的县，延续到我的“点”上。
那时，我常被自己的热情所鼓动。它鼓动着我从热情中又生出热情，在农村没有虚度四年。然而，从那时起，我实在又有着难言的不安。我那被社会称道的行为，实在还有着难言的隐秘之处，这便是我和文学过早的不解之缘。我的决定和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徐光耀有着藕断丝连的渊源，那时他就肯定过我的文学开端。
徐光耀和女高尔基
保定有座名胜古迹，叫做古莲池，面积不大，有亭台楼榭，有很好的碑文：米芾、怀素、乾隆的都有。这里明时为书院，清时曾做过行宫，几经沉浮的作家徐光耀就住在它的一个角落里。他似是刚被从农村召回，参加一个报告文学集的编写。那集子要以文学的形式报道一个部队的卫生科，前不久这个卫生科刚刚从一个乡村妇女的肚子里挖出个九十斤的大瘤子，被上级命名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卫生科”。那位卸掉瘤子的妇女，也因被这先进卫生科卸掉瘤子而成了大队支书和当地知名人士。写这样的集子需要高手。
徐光耀被安置在古莲池一个荒芜的角落里，房子大约只有八平方米吧，但门前有影壁，有几丛微黄的毛竹和营养不良的玉簪。我第一次走进那里，总觉着是走进了“聊斋”，后来仍然能从那里联想到《聊斋志异》里那些神秘伤感的故事。
我揣着两篇作文，由我父亲带领来拜见徐光耀了。那时我十六岁，念高一，我盼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是小说、怎样写小说的答案，父亲则更多地希望他为我的作文（我的文学才能吧）作出一些鉴别。因为在此之前父亲对我的文学兴趣也产生了朦胧的信念。他是画家，家里也残存着几本中国的和外国的小说。
我向徐光耀出示了我的作文，他有些漫不经心地把它们搁置在一张大而坚实的硬木写字台上，然后就和父亲谈起了别的，关于时局发展的预测，还有郑板桥和陈老莲什么的。我只盯着那块被作为写字台面的大理石和桌下那块与写字台可分可合的镂花踏板，想着历尽沧桑的徐光耀是怎样保护下他这张桌子的——它那么大，那么重。我盯得时间越长，就越能证明我是被冷落在一旁的。后来他总算没有让我把作文带走，于是就有了第二次见面。这次他谈话的中心是我的作文，他非常激动，连着说了两个“没想到”，还说你不是问什么是小说吗？你写的已经是小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