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梳过一种马尾辫：头发全部拢到脑后高高束起，然后用大红玻璃丝紧紧勒住。幼儿园阿姨为我梳头时，在我的头发上是很舍得用力的，每每勒得我两只眼角吊起来，头皮生疼，眼里闪着泪花。我为此和阿姨闹别扭，阿姨说，你的头发又细又软，勒得越紧头发才会长得越壮。长大些，我对农事稍有了解，知道种子播入泥土，之所以用脚踩紧踩实，或用碌碡压紧压实，为的是有助于种子生根发芽继而茁壮成长。这时我会想起幼儿园时代我的马尾辫，阿姨似乎把我的头发当庄稼侍弄了。但她的理论显然是可疑的，因为我的头发并未就此而粗壮起来。
读小学以后，我梳过额前一排“刘海儿”的娃娃头。到了中学，差不多一直是两根短辫。那是文化贫瘠的时代，头发的样式也是贫瘠的，辫子的长度有严格限制，过肩者即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在校女生没人留过肩的辫子，最大胆者的辫梢儿，充其量也就是扫着肩。我们梳着齐肩的短辫，又总是不甘寂寞地要在辫子上玩些花样，爱美之心鼓动着我们时不时弄出点藏头露尾、扭扭捏捏的把戏。忽然有一阵把辫子编得很高，忽然有一阵把辫子编得很低；忽然有一阵把两根辫子梳得很靠前，忽然有一阵把两根辫子梳得紧紧并在脑后。忽然有一阵市面上兴起一种名曰“小闹钟”的发型，就是将头发盖住耳朵由耳根处编起，两腮旁边各露出一点点辫梢儿，好似闹钟的两只尖脚。正当我们热衷于“小闹钟”这种恶俗的发型时，忽然有传闻说这是一种“流氓头”，因为一些不三不四的女青年都梳着这种头在社会上作乱。我们害怕了，赶紧改掉“小闹钟”，把两只耳朵重新从头发的遮盖下显露出来。
成人之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社会对头发的限制消失了，从城市到乡村，中国女人曾经兴起过一股烫发热潮。在那时，烫成什么样似乎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头发需要被烫。呆板了许多年的中国女人的头发是有被烫一烫的权利的。我也曾有过短暂的烫发史，只在这时，我才正式走进理发馆。从前，我和我的同学几乎都没有进理发馆的经验，我们的头发只需家里大人动动剪子即可。我走进理发馆烫发，怀着茫然的热望。老实说我对理发馆印象不好，那时的理发馆都是国营的，一个城市就那么几家，没有竞争对手，理发师对顾客的态度是：爱来不来。即使这样，理发馆也总是人头攒动。我坐在门口排队，听着嘈杂的人声，剪刀忙乱的嚓嚓声，还有掺着头发油泥味儿的热烘烘的水汽，还有烫发剂那股子能熏出眼泪的呛人的氨水味儿……这人声，这气味，屠宰场似的，使我的内心充满一种莫名其妙的羞愧感。好不容易轮到我，我坐上理发椅，面对大镜子，望着镜子里边理发师漠然的眼神，告诉她我要烫荷叶头。我必须看着镜子里的我和镜子里的理发师讲话，这也让我不安。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一面镜子里总叫人有些难为情，特别是当他如此近切地抓挠着你的头发，又如此冷漠地盯着他们手下你的这颗脑袋的时候。现在想来那真是一种呆板而又无趣的发型，可是理发师并不帮你参谋或者给你建议。我顶着一头孤独的“荷叶”回家，只觉得自己又老又俗。
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不再烫发，一把头发用橡皮筋在脑后拢住，扎成一拃长的刷子。我的同事给我介绍了一位陈姓理发师，说他人好技术也好，虽然是做“男活儿”出身，但“女活儿”你提要求他也能剪。我找到了陈师傅所在的理发馆，陈师傅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五十岁左右，老三届吧，人很敦厚，经常有本地领导同志慕名前来，他理那种程式化了的干部头最拿手。但他的确很聪慧，我提的要求，诸如脑后这把刷子的位置啦，刷子梢儿不要呈香蕉形而要齐齐的好比刷子一样啦——这看似简单的要求并不是每个理发师都能达到的，可是陈师傅就行。他开动脑筋，过硬的基本功加经验，让他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