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在《花山》做一名小说编辑。那时保定地区文联的文学刊物叫《花山》。
我一直觉得《花山》这名字响亮又灿烂，但编辑部所在的小楼却是陈旧的。一层不断更换着单位，从机关到商店；二层属于我们。脚下的红松地板在新起的建筑中虽不多见，但因为年久失修，有些地方开始松动，就像老年人那些松动的挤不紧的牙。
楼房临街，盛夏时那些卖冰棍卖西瓜的叫卖声悠悠地飘进窗子，仿佛紧凑着你的耳朵引诱你。看稿看累了我们就下楼买回西瓜大家分吃，分吃西瓜的情景使小小的编辑部充满着一种热闹的人情味儿。西瓜就在办公桌上切开，汁液在桌面上流淌，却不曾染上那一摞摞待发或者待退的稿件。待发、待退，我们一样珍惜。
也许我说小小的编辑部并非过分：几间办公室同时也是家在外地的编辑的单身宿舍，短短的走廊里不得不起火做饭。于是家庭气味和办公气味混合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存放稿件的柜子里就有了本地特产甜面酱，单人床下边就有了当年的新小米。我的一位同事就在办公室结婚生子，于是婴儿的尿布如万国旗一样悬在了迎门。居住条件的窘迫造成了这一切，而这一切就显得离过日子太近，离过日子太近就仿佛离文学太远。也许你说日子和文学不能以远近而论，这简直是一种俗气，一个编辑部首先需要神秘和庄严。但不知为什么引起我思念的反倒是这种种的“俗气”。我想人是不可能免俗的，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一份日子。谁有理由去责怪我的同事们的那份日子？何况真正的文学也并非那样远离人间烟火。你敢说哪篇巨著形成时，作者的桌面上准没有油盐酱醋？
小楼也有清静的时候——过麦了，过秋了，过春节了，我那些家在农村的同事便会骑车奔回家去。过后他们又会带着一身被太阳慷慨晒过的气息奔回小楼，付出双倍时间处理桌面上的积攒。那时一个人会干几个人的活儿。刊物按时和读者见面了。
在《花山》，我认为我从来也不是一个好编辑，我最不愿意做的事要算是外出组稿了。从前一位有经验的女编辑曾经对我说，她最害怕的事就是去作家家中组稿，这意味着你要看作家家人（或专指作家夫人）拒客的脸色和由那脸色演变出来的一些动作，如清扫床铺做即将休息状，整装看表做因有急事要出门状。她的感触似乎使我受了惊吓，使我优先体味着编辑在某一瞬间的悲凉。幸好我的两次外出组稿都与主编郝建奇同行。
大约是一九八一年春天我们去天津，旅途是愉快的，旅途中郝建奇（我称他郝主任）给我讲述了他在农村被专政的种种遭遇。他的经历催人泪下，他的经历使我为他脸上额上那些纵横的皱纹找到了出处。也许那曾是欢乐开朗的一张脸，岁月在那脸上印下了无法抹掉的哀伤，于是乐观、开朗、哀伤便集于一脸了。加上他那朴素、随意，有时显出背时的服饰，使他看上去更像一名从县区来的基层干部。这一切使我的虚荣心不时闪烁。天津的无轨电车载着我们不分东西南北地行驶，我只是一叠声地唤他“郝主任”以表白我们是上下级的工作关系，我恐怕车上的人将我们误猜成来天津卫串亲戚的乡下父女。他并不在意我的小心思，或者他从来也不知道我的小心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