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六月，我有十天时间在台湾访问。先是高雄，后是台北。看宝岛由南向北，节目紧密，令我感到用“走马观花”都不足以表现我们行色的匆忙，或者把此行称做“跑马观花”更为合适。既是“跑马”，文字就不免仓促，感受缤纷而又缭乱，记下只言片语，以念这次美好的旅行。
萧飒像家长
此行我们的东道主是高雄市文艺协会，该会会长、小说家萧飒先生仪表超群，举止潇洒，装束得体，虽年逾六十，却常有二十岁青年的**在脸上、在谈吐里。这样的男性，最易具备清高孤傲之气，但与萧飒相处十天，我倒觉得他更像一个爱操心、不怕麻烦、更不惧费口舌的家长。我这样说原因有二：一是台湾使我没有陌生感，东道主和我们这一行十余人临时组成的旅行团，如同一家，主人身份的萧飒自然好比这家的“家长”之一；二是萧飒本人对大陆“家人”所表现出来的热忱委实叫人感动。他事必躬亲，每至一处，食宿虽有妥帖安排，他却还要把客人的房间逐一看过，并及时征询意见。他常是一个活动中的多种角色，是导演，是主持人，是节目出演者，是导游，甚至担负着对某种菜肴或某种花草的说明讲解工作，讲起来不厌其烦，生怕冷落了客人。他还特别心细，有一回在从高雄去台北的途中，舒适的大巴和车中的冷气令我昏昏欲睡，而这时萧飒正在向大家介绍窗外的乡间景色。我于朦胧中忽听萧飒叫着我的名字说：“铁凝小姐，请把你的眼睛睁开，请把你的眼睛睁开，看一看台中的风景吧！”我睁了眼，看了一眼台中的风景，又闭上了。过了一会儿耳边又响起萧飒顽强的声音：“铁凝小姐，我再次请你把眼睛睁开看一看窗外。”我再次睁开了眼，觉得自己颇像一个专惹大人不高兴的、不知好歹的儿童。一年之后，每当想起萧飒，耳边首先会响起那个反复要我睁眼的声音。这时我有一种通常的孩子对家长的声音的感觉：有点絮叨，但是亲。
萧飒还特别认真，他赠一册他的小说集《裸画》，要我“指教”。他的小说切近人生，既有对小人物略带辛酸的关怀，也有对艺术、人性和生命本意的形而上的思考。我送他一本我的长篇小说《无雨之城》请他批评。回大陆后，有一晚忽接高雄打来的电话，是萧飒。他打这个电话专为谈对我小说的读后感，他说因为他答应过我。这个穿越海峡的电话使我明白，萧飒何以敢在他主持的高雄文协不名一文的前提下，接待我们的大陆作家代表团。正应了毛泽东那句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萧飒与他的认真、执拗和对大陆同胞的满腔情意，与他的同仁一道终于迎来了我们。他们筹集到了一笔可观的钱，但他们付出的辛苦比筹到的金钱多许多；他们收获的友谊也比筹到的金钱多许多。
热的街和热的人
曾经去过海南，觉得挺热。到了高雄，才真正知道什么叫热，也才明白为什么高雄的男男女女均是长衫长裤长裙——高雄的太阳似能把皮肤烤焦。高雄的街并不宽广，街上永远拥挤着汽车和摩托车，自行车已十分罕见。那些骑摩托车的人怕吸入废气，人人都戴着厚实的花口罩，这是为了阻隔污染，但更像是对现代化的恐惧。如此多的车辆，街道却安安静静。据说二十年前的高雄街上还是混乱一片的，街窄车多，司机们拼了命地按喇叭，满街刺耳的噪音曾使行人彼此听不到讲话。后来市府下决心治理噪音污染，交通法规明确规定市内车辆不准鸣笛，才逐渐形成了今日的局面。这也应该说是高雄市民素质不断提高的结果吧。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的确取决于它的市民的素质高低。在闷热然而清洁的高雄街上，密密麻麻的车辆河一样安静地流淌着，间或有一群群戴着花口罩的骑摩托车者掺杂其中，车们的豪华气派和花口罩诙谐的人情味儿也算是今日高雄生活中一个奇特的形象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