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我在河北家中接待了日本学者池泽实芳一家。池泽先生是日本福岛的大学教授，年纪不到五十，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和翻译我的小说。他的夫人真澄女士是一所中学的电脑教师，生性活泼、热情，会弹钢琴。他们的儿子名叫竹叶，正读初中。我与池泽一家相识于十年前。那时，池泽先生被河北一所大学聘为日语教师，携带家眷，在我所居住的城市安顿下来。我们认识不久，池泽夫妇便诚邀我去他们家做客。在他们简单的临时寓所里，池泽夫人隆重地为我表演茶道。她的高髻盛装、杯中香茗，以及古朴瓷瓶中代替鲜花的青草，营造出一种宁静、淳美的气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在散文《草戒指》中，表达了当时的感受。后来，我便也邀请池泽一家来我家做客。记得每一次相聚大家都很开心，特别是四岁的竹叶，似乎很习惯我的家庭——可能他在校园里太寂寞了吧。池泽先生告诉我，专家食堂厨师的儿子是他惟一的朋友，竹叶常跟随这朋友攀爬厨房门前的煤堆。他小小年纪来到中国，水土也不服，加之蚊虫叮咬，脸上、胳膊上总是带着几粒小红疙瘩。使大家开心的也许还有我家的菜肴。由于父亲非同一般的烹调技艺，也由于父母对我的客人一贯的热情，我们这种不定期的聚会一直延续到一年后池泽一家离开中国。这期间，池泽先生还把他的两位日本同事带到我家。其中一位先生很能喝酒，一次在吃饭时他忽然发现酒柜中有一瓶品牌为“菊正宗”的日本清酒，便带着馋酒的人特有的神情问我能不能让他尝一点。于是，我便把另一位日本朋友送给我的这瓶“珍藏”着的“菊正宗”献出来了。他喝着，口中不时发出陶醉般的感叹，然后他就像回到家一样，流着泪，唱起歌来。那歌仿佛是些民间小调，思乡的意味很浓。
那晚客人离开后，父亲对我说，饭桌上池泽先生他们的歌声，忽然引他想起一段少年往事。半个世纪前，他是冀中平原上的一个乡村少年，他们村子附近驻扎着一支日本军队，一个小队吧，二三十人。那些日本兵每天傍晚都要排着队唱歌，每天唱的都是同一首歌。他们头戴战斗帽，肩荷“三八”式步枪，右手高抬，步伐整齐，狠命踏着脚下的黄土。随着行进的步伐，黄土在他们脚下飞溅。他们的唱不如说是吼。每天是同一种步伐，每天是同一首歌。久之，父亲竟记住了那歌词、那旋律，但他终归不解其意。他只是想，他们那歌一定和那场侵略战争有关。他们的歌唱不是娱乐，他们口中的歌如同他们头上的钢盔、肩上的刺刀、脚上的皮靴，那是他们欺侮中国人的武装。这供军队天天放声的歌不是在鼓动这些军人侵略别国的士气又能是什么呢？久而久之，那遥远的旋律总像是他心中的一个阴影，一个永久的不快。他对我说，刚才他很想打断饭桌上日本客人的歌声，问问他们知不知道有这样一首旧歌，这首歌在残酷的一九四二年被驻扎在冀中乡村的一支日本军队反复咏唱。半个世纪以来，其实父亲一直很想知道他们唱的究竟是些什么。
我对父亲说，为什么不问问池泽先生。父亲说，这势必要引出些尴尬。我们的谈话没有再继续。
但从那天以后，那首歌在父亲的脑子里又“死灰复燃”了，有时他还能哼出两句。一次——大约是池泽一家回国后，他有点后悔地说，为什么我们总想着给别人留面子呢？当时还不如问了的好。
十年过去了。
今年三月，池泽先生一家又来中国，访问我的家庭是他们此行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他还要与我商量由他翻译的关于我的第二本日文版小说集出版的一些细节。十年光阴，变化最大的是他们的儿子竹叶。眼前的竹叶，个子快要超过他父亲了，是个反应机敏、有礼貌的大小伙子。面对一个孩子的成长，你不能不相信时光的流逝。遗憾的是关于中国竹叶什么记忆也没有，当年校园里那厨师的儿子他也想不起来了。靠了父母的介绍，他才知道儿时的他在中国生活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