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1923年周作人出版他的文艺论集《自己的园地》作为划分周作人儿童观发展前后期的标志，是因为在此之前，周作人的儿童观经早年东京留学时启蒙于西方儿童学及回国后致力于教育实验已初具雏形，又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检验而发展臻于成熟，且与那个时代的精神相吻合的积极面最为突出。五四退潮后，周作人于彷徨中埋头耕种“自己的园地”，理性的清朗与现实的黑暗又使他在矛盾的磨砺中逐渐丧失了“热”与“力”，最终成为一个“生错了时代的人”（舒芜语）。
我们研究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闯将之一的早期周作人的儿童观，无疑具有文化史、文学史与儿童教育学上的多方面意义。但本篇只是从儿童文学上立论，又着重于考察他早期儿童观流变的过程，以期为“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的研究提供一种意见。因为周作人多次强调过：“要研究讨论儿童文学的问题，必须关于人类学民俗学儿童学等有相当的修养。”他坚信“根据人类学派的学说来看神话的意义，根据儿童心理学来讲童话的应用，这个方向总是不错的”。（《儿童文学小论·序》，1932）早在他“染指”儿童文学之初的1913年就认识到：“童话研究当以民俗学为依据，探讨其本源，更盖以儿童学，以定其应用之范围，乃为得之。”（《童话略论·绪盲》）二十年后他又一次郑重申述：“如不懂弗洛伊特（即弗洛伊德）派的儿童心理，批评他的思想态度，无论怎么说法，全无是处，全是徒劳。”（《周作人自述》，1934）（下划线皆为引者所加）周作人的这些话提醒人们在研究他的儿童文学观时应首先研究他的儿童观。这一原则，不论是研究他的早期还是后期的儿童文学思想都是应该坚持的。
一
周作人对儿童学的兴趣据他的回忆最初“是从人类学连续下来的”。当初他受安特路朗人类学派的影响，不仅“由此知道神话的正当解释，传说与童话的研究也于是有了门路”，“而且也知道了文化人类学”，进而很有趣味地读了文化人类学祖师泰勒的《人类学》（1881，中译本为《进化论》）及弗雷泽博士的《金枝》等这一学派的多部经典著作，认识到“人类的个性发生原来和系统发生的程序相同，胚胎时代经过生物进化的历程，儿童时代又经过文明发达的历程，所以幼稚这一段落正是人生之蛮芜时期”。“儿童即是小野蛮”，他的成长有其既定了的不可改变的合乎自然规律的程序。但他“对于人类学的兴味，并不是为学，大抵只是为人，而这人的事情也原是以文化之起源与发达为任”，因而同时他又“很想知道”“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于是沿着这条路略一拐弯便又一直引到进化论与生物学那边去了。”他用心从中国旧书中收集并研读了诸如《毛诗草木疏》《广要》《本草纲目》《野菜谱》与《花镜》等关于自然名物的这一部分著述，不仅了解了“生物学知识”，也想从中了解“化中人位”。但更给他强烈影响的是英国古典博物学名著怀德的《色耳彭的自然史》[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初版]与近代像法布尔的《昆虫记》那样给人以新的知识的书，他从中明白了这样的道理：世上没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做人类的教训，“只有记载生物生活现象的Biology（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祖先崇拜》1919）（上述引文未注明出处者请参阅《我的杂学》中“六”至“十”部分，1944）这与他从人类学得来的知识相整合，就养成了他最初的对传统道德观的反叛心理与以“顺应儿童成长法则”为重要内容的儿童观的萌生，其意义更在于为他后来接受西方儿童学影响在思想与情感上作了必不可少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