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新中国儿童文学六十周年，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中国现代儿童文学90周年。中国儿童文学比西方整整晚了一个世纪，根本原因是中国到了19世纪才开始“发现儿童”。
在欧洲，15世纪“发现了人”；结出了宗教革命与文艺复兴两大硕果；18世纪“发现了妇女与儿童”，造成了“女子研究”与“儿童学”两门学科。在中国，直到20世纪初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有人的解放、女性解放与儿童解放三大历史进步。相比西方，儿童观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尤为缓慢。正如鲁迅揭露的，“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儿童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哪里有享受文学的权利。儿童受到重视，源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孩子历来都是光宗耀祖的工具和父母享受福气的材料。男孩被重视，因为是生命延续的“香火”；女孩受重视，因为是传宗接代的工具。
五四时期，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鲁迅语）的思想革命时代，儿童问题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涨受到普遍关注。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从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出发，把儿童问题与社会问题、国家前途、民族未来联系起来，给儿童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关注儿童身心两方面的需求，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人的文学”和“儿童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汹涌澎湃的文学主潮。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运动是整个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同时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者。中国儿童文学从她发生的那一刻起就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
五四时期对儿童文学贡献最大的有六位先驱，分别是两位安徽人：陈独秀、胡适；两位浙江人：鲁迅、周作人；两位外国人：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丹麦的文学家安徒生。没有这六位先驱者的共同影响，就无从谈起中国的儿童文学。
先说两位安徽人陈独秀和胡适。陈独秀是安徽安庆人，胡适是安徽徽州人。巧妙的是，安徽省名的由来正是取安庆之“安”与徽州之“徽”。
陈独秀1915年创办的《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反对“父为子纲”的封建儿童观。1918年第1期《新青年》刊登了一条启事，征求关于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的文章。1918年4月开始，《新青年》设立《随感录》，儿童文学成为《随感录》主题之一。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鲁迅的《狂人日记》，在这篇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里，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救救那些还没有被旧道德旧礼教吃掉的孩子！后来又发表了很多重要的关于儿童文学的启蒙文论。
胡适童年时最爱听《聊斋》故事。后又受赫胥黎的《天演论》和梁启超的《新民说》的深刻影响，1910年抱着寻求救国之路的理想，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1914年康奈尔大学毕业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受业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门下。1915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举起新文化的旗帜，当即得到胡适在美国的积极响应。1919年7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我的儿子》，8月发表《再论我的儿子》，反对封建儿童观。与此同时。1919年，鲁迅发表了著名的《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反对封建的妇女观、儿童观；1918年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1919年又发表《祖先崇拜》，向封建的礼教、道德开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