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样的批评态度，就有什么样的批评，也就有什么样的文学产生。鲁迅说得好：“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文艺与批评·译者后记》）这“真切”二字，就是指的批评态度。儿童文学批评至今仍有不尽如人意处，首先得从批评态度上作一番检讨。
安·卡罗路·姆亚说：“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评论，并不是盲目地把所有的儿童读物都捧为好书，而替出版商做广告。我们需要的是明确地分辨好的作品和不好的作品，也就是有识见的批评。”[引自（加拿大）L.H.史密斯：《儿童文学论》]这样“有识见的批评”正是我国儿童文学批评所真正缺乏的。可以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是否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给“童心论”翻案有着如60年代批“童心论”时同样的失误，缺少批评家自己的“识见”。没有具体分析，千人一腔，坏时彻底坏，好时完全好；没有学术的品格，批评是对“人”不对“事”，是儿童文学家的政治平反，不是着眼于“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其实，就“童心论”本身而言，它确实曾经遭受了不公正的批判，有许多东西需要重新认识，值得我们不断地挖掘和研究。因而批评停留在非文学的层面上，批评家的文学“识见”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也说明了文学批评的不自觉首先与批评家批评意识的淡薄乃至于尚未觉醒有关。批评史是批评家们的心路历程。
有这样一类批评，是作家与批评家的联姻，作家约请某一批评家为其创作作评，或批评家主动为某一作家的创作作论。只要这一联姻是在朋友与熟人的小圈子内进行，这种批评的价值似乎在批评家未批评之前的态度上就有检查之必要。中国人崇尚礼、义，为朋友可两肋插刀，文人墨士更是乐于“为知己者用”。在这样的情感空间里，即使是一个真切的批评家也往往难免有身陷维谷，不得不说些违心话的时候，又何况一个没有真切态度的批评家，你能指望他写些什么呢！然而这知情者，又怎能忍心去过多地责求那作家与批评家。
相比于大文坛的风云激**，儿童文学却是偏安一隅，寂寞煞人。圈外人是很少关注这块小天地的，也多不愿关顾，甚而是不屑一顾，他们称之为“小儿科”。而在这圈内，除了那些一个劲儿“跳龙门”的和那些身怀二心的两栖者，又有多少死心塌地甘做“孩子王”的呢？难耐寂寞，则形影自怜，互相间道声鼓励，便成自然。大戏剧家夏衍对此有切身体会，他说：“我个人体会，有批评总比没有批评好，批评不外两种，一种是批评得对的，另一种是批评得不对的。对的，对作者有好处，不对的，可以通过争鸣来解决。我觉得，作者写出一个新戏之后，真正可怕的是批评界的沉默。我想，一个诚实的作家，对于舆论界的沉默，是件最寂寞的事情。我们不该把批评家当做敌人，而应该把批评家当做诤友。”（《生活·题材·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5页）既为诤友，又哪有“遇危不救”、“落井下石”之理！这是其一。再说，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已经走过第七十个年头，距鲁兵先生倡导的《儿童文学要建立批评》（《大公报》1944年4月5日）已半个多世纪了，却仍不能有一本“批评理论”贡献给批评家们。万不得已时，批评家也只能“拿来主义”，从那“大武库”中各提所需，于“文学”前都冠以“儿童”字样，再添加些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学的名词术语，便可占为己有，脱胎换骨为“真正的”儿童文学批评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