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作人：中国介绍安徒生童话第一人
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是属于全人类的。安徒生生前没有能够来到中国，然而在他逝世后约半个世纪的1913年，他的童话帮他完成了遗愿。
20世纪初叶，一批留学海外的学者回国后，积极宣传西学，在“人的解放”“女性解放”的旗帜下发现了儿童，认识到儿童也是人格独立的个人，也有文学上的阅读需求，进而掀起了从晚清到五四时期持续二十年之久的儿童文学译介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就是对安徒生、格林童话的译介，并由此开始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儿童文学的启蒙家周作人，同时也是中国介绍与研究安徒生童话的第一人。
早在1908年，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第2卷末刊出的“域外小说集以后译文”的目次中，就预告要翻译“丹麦安兑尔然”（今译安徒生）的作品。后因一、二集销售不佳，第三集未能印行。1912年，周作人作《童话略论》，其中就有介绍安徒生及其童话的文字，认为“今欧土人为童话惟丹麦安兑尔然（Andersen）为最工，即因其天性自然，行年七十，不改童心”。1913年，发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称赞其童话能“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真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也”。这是我国第一篇介绍安徒生生平和创作的文论。有三千字，据文中夹注可知，周作人当时参考了丹麦文艺批评家布兰兑斯的《安徒生传》、英国戈斯的《北方文学研究》、挪威波亚然的《北欧文学评论》，以及德国柯伦的《北欧文学史》等论著写成，与世界同步介绍了安徒生，成为当时国人了解安徒生及其童话创作的重要窗口，非常难能可贵。1917年，周作人又发表《安兑尔然》介绍安徒生。针对译界存在的随意篡改安徒生童话的现象，1918年9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二十四）》，以刚出版的陈家麟译本《十之九》为例，作毫不留情地批评，指责译者将安徒生童话中“最合儿童心理”的语言删除了，“把小儿的言语，变成了大家的古文，安徒生的特色，就‘不幸’因此完全抹杀”。认为这是安徒生在中国的最大不幸，不禁为这位“声名已遍满文明各国，单在中国不能得到正确理解”的童话大师“伤心”。有感于此，周作人自己翻译了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女儿》，发表在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
周作人的批评文章发表后，借着周作人和《新青年》在当时的声望，对我国早期的安徒生童话翻译与研究产生了“方向性”的影响。七年后，郑振铎在《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载《小说月报》1925年第16卷第8期）中回忆这一事件时，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使安徒生被中国人清楚认识的是周作人”，正是由于周作人“在《新青年》批评陈君译的安徒生童话集，题为《十之九》的。此后，安徒生便为我们所认识，所注意，安徒生的作品也陆续的有人译了”，安徒生童话的价值与意义才被中国读者所了解。到1925年《小说月报》出版“安徒生专号”之前，据郑振铎的统计，我国已翻译安徒生童话四十三种共六十八篇，介绍安徒生生平与作品的论文有十五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