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说话”这个题目引起我的注意，起始于多年前，有一次我偶尔听到了自己的录音讲话。面对空气中回**的那个陌生的声音，我诧异地愣住了。我想：这难道是我在讲话吗？这怎么可能是我在讲话呢？难道我的声音原来竟是这样生硬、干涩？那语气和腔调，竟是那么自以为是、高昂激越？节奏和频率就像是在跳绳和百米冲刺，更像是在与人辩论，机关枪似的，哒哒扫射着，句子和句子之间能磨擦出火星星，几乎都快要冒烟了……
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不像是一个女人在说话。
或者说，仅仅是一种女人的声音，那声音被保留着，却滤去了女人的温婉，剔除了女人的韵味，被加工制作成一种非男非女的中性人的语调。那样硬邦邦、直筒筒的话语方式所不断输出的怪异的音符，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堪入耳。
这一偶然的认识，使我惊异、难堪和颓丧。
那一刻我首先想起的是国营商店的有些女售货员。那些年的女售货员们，无论年轻年长，无一例外地，都使用如此腔调的口气与人说话——随时可出击的反驳、噎人呛人的讥讽、振振有词的自我辩解、“二踢脚”炸响般的呵斥和训导，是那些年里女人手中的“硬通货”。
那“硬通货”后来以极其迅速和猛烈的态势发展蔓延。到了“文革”后期，中国的女人们，几乎都变成了售货员。女人除了像售货员一样训斥她的“顾客”，几乎已经不会用别的方式说话了。
我忽然觉得自己陌生的声音，原来也似曾相识。在我们每天枯燥地重复的日子里，这种声音其实早已主宰了我们的生活。
甚至，一直延续至今。
偏偏女人又是极爱说话的，女人们几乎从一睁眼便开始说话。但其实我们对于自己的声音却听而不闻、浑然不觉。我们曾以为天下的女人都是这样说话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女人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话音，我们真的会认为这样的女人很可爱吗？
1988年在美国，曾遇到一位台湾作家，寒暄过后，他彬彬有礼却又敬而远之地问道：听说，大陆的女人好凶悍的啊……
惊诧之余，不得不窘然自问：从什么时候开始，大陆的妇女，给人如此的印象？
于是留心地看着听着感觉着周围港台妇女们的言谈举止。就像是打开一本被禁阅已久的词典，读到了诸如温软绵柔委婉羞涩还有善解人意聪慧贤淑等封存了半个世纪的汉语词组。即便用女人的眼光来看女人，挑剔中也看出了港台妇女既传统又现代的女性魅力，忽而就觉得我们自己，确是在哪儿有点不对头。
回国后，一下飞机，耳边重又充斥着高一阵低一阵的售货员语言，高分贝高频率，低质量低水平；若真是个售货员售票员接线员护士倒也罢了，人家上班挣钱回家还得买菜做饭带孩子，一天累得心烦意乱，冲着陌生人甩脸子吼几声也实在情有可原；若真是个女工保姆也不必过于计较，人家粗手大脚任劳任怨，对丈夫对邻居隔三差五制造出语言的暴风骤雨，街头巷尾吵骂叫嚷絮絮叨叨，只是出于习惯和娱乐需求而已；最惧怕的却是各色机构和单位里板着面孔的女性负责人，永远义正词严居高临下，或指示或批评或宣讲或报告，那铿锵作响、落地有声的话语磨砺着女人和男人的神经，是合法而无处起诉的事实噪音谋杀。
由此看来，即使是有文化的知识妇女，即使讲着极有文化的话语，话语间浸透的冷漠与蛮横，依然一个70年代的售货员。
异地的女人与此地的女人，反差如此巨大，是内地女人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