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到来，历史总算不情愿地清了一笔账，这笔账是在20世纪最后20年至今，一点一点归还的。其中包含着文化的正本清源。当代文学也从试探到进攻到跨越禁区，一步步索还了它原本的真实性、自由的艺术个性和形式的多样性。文学永恒的主题——“爱”以及由此派生的“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重视被垂青被不厌其烦地反复操练。文学是人学，人皆有性或兼爱。有一种近于极端的说法：内地文学在跨世纪的20多年间的改观和发展，其中万不可忽略的方面，则是文学中“性”的入侵。甚至，“爱”与“性”在文学中的复归和深化，可以看做社会改革开放之路的标尺。
在中国的农业文明时代，古典文学中有关性的描述，一直是害羞地躲藏在爱情背后的，“爱”是一道蚊帐，有遮蔽的功能，蚊帐里面的活动，不可示人却是诱人的。进入20世纪初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在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下，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个时期文学中所诉求的性苦闷性压抑，上升到人性的层面，祈望灵与肉的结合，传递出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但20世纪后半叶的前30年中，文学形态却发生了根本的逆转，在革命和理想的狂热中，爱与性逐渐推出文学，蚊帐换成了铁幕和高墙，铁幕不再是遮蔽而是隔绝是封锁，到“文革”，不仅任何带有“性”气息的文字都已消灭干净，就连“爱情”在文学中都是讳莫如深了。
1978～1979年，一些中短篇小说率先冲破了这道封锁线，重新寻找爱的权利和位置。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多数沉重反思历史的作品，都在批判中夹上了浪漫的爱情故事，可称作“爱情三明治”。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爱情只能有一种固定的传统模式：张洁的短篇《爱是不能忘记的》，描述了一段铭心难忘的婚外情，尽管男女主人公仍局限于传统的柏拉图之恋，还是遭到了批评界的严厉诘难；本人的中篇《北极光》，只因未婚的女主人公对于自己的理想中人，有过三次纯真的选择比较，也被报界作为一种道德的歧途而多次连篇累牍地批判。不过，对于异类爱情故事的排斥和抵触并未持续很久，很快，文学作品中的爱情含量急剧增大，那些试图讲述纯粹“情爱”故事的言情小说开始崭露头角，以严肃的或羞涩的面貌迅速蔓延。在这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爱情小说中，“性”开始以隐蔽的含蓄的方式悄悄出现了。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铁凝的《玫瑰门》，王安忆的《小城之恋》为代表的“三恋”，等等，都曾在一段时间内掀起轩然大波。“性”比“爱”更具攻击力和征服欲，涉猎情爱婚姻的作品未有收敛，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到了20世纪90年代，似乎由于政体国体多方面的禁忌，作家的文学情感不得不另辟蹊径，转而寻找其他出路，而商品经济的大幅度开放恰恰为此提供了湿润的土壤。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文学中**描写已是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其中如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肥臀》，在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中，都以极其重要的篇幅和位置，表现了中国人半个世纪来被荒疏被阉割了的情欲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时期更年轻一代如陈染、林白等女作家的作品中，个人情感和生命体验上升到主体地位，从此改变了“爱情三明治”的模式，而成为纯浓的私人苦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