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谏官们的意见却十分强烈，一致请求将案子交付外廷重新按核。皇上心想：“宰臣都不表态，谏官毕竟言轻，王守澄岂能善罢！”到此，文宗极为担心神策右军会弄出大事，这可就非同小可！皇上想到这一节，不免犹豫不决。但十几位谏官坚决不退，马玄亮更是叩头不止，流着眼泪道：“杀一匹夫犹不可不慎重，何况宰相！”文宗见状，鼓起勇气，命召回宰相再议。

这一次牛僧孺终于委婉地表示了对这件冤案的反对意见。

“人臣不过宰相，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其所谋，所为何来？申锡当不至于谋反！”僧孺这话说得倒也恳切，皇上觉得有点分量，可以与守澄讨价还价，至少能保住申锡的性命。于是，文宗命众臣退下，听俟诏制。

郑注听说了延英辩论的情形，觉得这样下去反而不好，届时定会重审，事情弄不好要败露。当天下午便立即来到王宅，劝说王守澄止行贬黜就可以了。守澄想想也有道理，遂不再坚持处死宋申锡。初五，诏旨就下来了，贬漳王为公爵，宋申锡为开州司马，其余案犯或处死或流贬不等。

马玄亮当日就请求卸职退休。宋申锡虽免于横死当时，可不久也在贬所郁郁而终。临死之前，他一直都在恨恨地念着一个人的名字，他没有忘记，这件事情除了自己以外，只有一个人知道，这就是王璠，他要诅咒这个小人，让其也不得善终。

这第一次行动尚未开始就彻底失败了。

文宗虽然沮丧万分，但他的信念却并未因这次的失败而消歇，五年来的日日夜夜，皇上的心里只有这件事情，它关系到天子的名誉和社稷的安危，如何又能轻易割舍！文宗所不能忘怀的，是这几个不能为天子主持正义的宰相。到了这一年的年底，皇上的不满越来越重。

三月的宋申锡事件是主要起因。在整个事情的过程中，李宗闵、路随竟是一言不发，牛僧孺也没有表现出国家宰臣所应有的风范，结果是由家奴们说了算，皇上的愿望彻底破灭。九月份，在与吐蕃的边境上发生了“维州事件”，牛僧孺又不同意前敌指挥官李德裕采取强硬对策，坚持走和平妥协的路子，结果却是让帝国丢尽了颜面。吐蕃就在边境之上，当着使节的面，将我方交还的维州投诚将士全部处死，场面极其酷烈。

十一月份，回京任枢密使的原西川监军、宦官王践言向文宗报告了这一情况。作为参与其事者之一，他对朝廷的这一举措十分不解：“缚送投降者以归，绝后来投诚者之路，岂是良计？”皇上听了，也甚为。后悔，对牛僧孺就更是不满。

文宗对这几位宰相已差不多彻底失望。他在延英殿当面就问他们：“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究竟有无佐理兴化之心？”这话显然说得很重了。皇上也是郁闷之极，才如此责备宰相。照皇上的意思，眼下不仅河北诸镇不得安宁，四夷搔扰不绝，更要紧的是天子身边的现实简直不成体统，尔等作为宰辅之臣，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心吗？

李、路答不出来，僧孺居然还有理由：“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治，亦可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能及。”满足于现实，成就感十足，这是无能者固有的嘴脸。僧孺虽非庸碌小人，但陷在朝臣党派圈子里难以自拔，有这个想法不足奇怪。可他作为一位儒士，不能对宦官持政的局面有所批评，反而拿“小康”来搪塞，还委婉地指责天子“别求”，这就很不像话。比起宋申锡为天子分忧而不惜牺牲的勇气，就差得太远了。

天子有何“别求”？不外乎翦除宦官而已。当然首先得清除朝官的内讧，团结一致，合力对外。当朝宰臣既不能理解这一层，皇上自然便要换人。十二月，文宗罢牛僧孺出朝，又召回了在西川任职期间政绩颇著的李德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