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期之后，第二次宦官主宰的时代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今日山川对垂泪，伤心不独为悲秋。

文宗顷虽有志，晚无成功。“甘露之变”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失败，是一次没有达到任何目的的无效的反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是一场不仅没有取得丝毫效果，反而带来无穷灾难的动乱。更可悲的是，天子这次任用为左右两派都深恶痛绝的李训、郑注行此大事，道义上都没能站住脚，因而从当时到后来，连丝毫的同情都不可获得。

长安的格局由此终于发生了质的变化。

前面说过，帝京长安由北向南，依次是宫城、皇城、外郭城，而政事堂、中书门下两省常设在宫城之南，尚书省及六部、九卿、三监等又位于皇城，所以，本朝人把这些政府部门称为“南衙”，而将位于宫城西北的宦官机构内侍省称为“北司”，这与“南军”、“北军”对称，同是一个道理。

“北军”兴起后，“南军”已名存实亡，到了此时，“南衙”竟也让位于“北司”，宰相和朝廷百官都成了内廷的附庸，宦官终于将政事权也夺到了手中。这一场南、北之争由来已久，若从王叔文算起，也有三十几年了，在此时此刻，“北司”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今以后，尽管朝廷职能部门名义上依然故我，但大部分实权已不复存在，一切都要视枢密、左右神策和各种中使的臧否行事。所谓“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帝国首都的方正之象，从此成为历史。

这当然不完全是李训、郑注的过错，“甘露之变”只是给了宦官一个借口而已，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个借口，“北司”的强大也是一个无可挽回的事实，总有一天，他们要完全成为一个统治阶层，而“甘露之变”的失败使他们开始实现这个美梦。

十二月十六日，有诏停止搜捕追亡，在正式拜相的郑覃、李石，以及新任京兆尹薛元赏的努力下，长安逐渐恢复了正常。第二年正月，天子发布大赦，改元“开成”，时为公元836年。

自此，文宗皇帝在无限的悲哀和郁愤中度过了最后的四年。

仇士良代替了王守澄，成为遥控天子的新的主宰者。在此强大的内廷势力面前，皇上已彻底无所作为，“天子”的名分只是使他依旧升殿听奏而已，但所有的权威都已化为泡影。天子终于在此时成了地道的傀儡，这是他自即位以来一直不愿发生的事，也是他九年来一直刻意避免的事，然而却终究成为现实。文宗其实是被软禁了，这最后的四年，皇上实际上是在醉酒听歌、闲吟诗书中度过的。

皇上的心在流血，在哭泣，他当然希望醉人的醇酒能消解他心中的悲伤，然而，举杯浇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酒能使人暂时忘记一切，但却不能忘记永远。天子毕竟年轻，他又如何能够轻易把一腔衷情徒然消磨！

皇上像爱好诗歌一样爱好音乐，他善于吹奏一种叫“小管”的乐器，甚至还作过曲，但美妙的音乐也不能挥去他心中的忧伤，反而常常使天子哀不自禁，悲从中来。即使是音伎盈庭、杂戏骈罗，一片热闹之象，皇上也是无动于衷，难解愁颜。

皇上的叹息声像一个个沉重的梦魇。

那是一个温熙的春日，禁中牡丹盛开，莺歌燕舞，姹紫嫣红，但在文宗的心里，如花的春景似乎也是一团团迷茫的愁云，压在胸中，使人难以喘息。望着高低相间、摇曳生姿的丛丛牡丹，他想起的却是舒元舆的《牡丹赋》中的句子：“俯者如愁，仰者如语，合者如咽。”皇上第一次理解了其中的深意，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情到深处，物我皆一，这如画的牡丹，又岂非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哀叹！天子感慨之余，无限胸臆都在不知不觉中化为两行热泪，悄然而坠。

左右侍从默然，谁也说不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