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之间，德宗杀了两位宰相。新帝初政的相对平静，终于烟消云散。

元载的覆败是代宗末年的事。

说来有趣，元载、刘晏和另一位有名的人物李泌都好道术，但由此而形成的人生旨趣却大相径庭。刘晏取其俭朴寡欲，李泌得其无为而为，而元载却把道家的及时行乐、得意狂放奉为座右铭。

元载有大功可恃，是他帮助代宗皇帝诛灭了骄横的宦官鱼朝恩。不过，他也过分地居功自傲了，在代宗后期，元载的狂妄僭越达到了极点。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三月二十八日，任左金吾大将军的国舅吴凑受命包围了宰相办公地政事堂，拘留了元载和另一元党首领王缙。代宗并命刘晏负责审讯。面对这一棘手的事情，刘晏受命时也是很犹豫的，但他对国家的忠诚使得他无法推托。为了显示公正，刘晏还特别建议皇帝委任其他官员共同参与此案的审理。

元载被带到设在中书后堂的合审处，一见到刘晏就说：

“你也来审我？”

道不同不相为谋，刘晏一句话也没说。

其实刘晏并没有荣幸为元载定罪，原因是审理元案并没有因元氏不得人心而显得更加公正，一切都按政治上的需要进行。消灭元党既是上下一致的要求，那么过程就不是主要的了，关键是结果是否符合预期的目标。审讯推问都是由皇帝的近侍们完成的，也只有他们知道皇上需要些什么，不需要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元载、王缙自然是供认不讳，俯首称罪，最后元载与另一首恶宦官董秀被处以极刑。照理王缙也难逃厄运，这时候刘晏显示出他严谨的法制观念，认为罪有首从之分，元载既诛，不宜二人同罪。参审大员们都十分尊重这一意见，结果王缙得到了从宽的处理。另一位元党的中坚分子杨炎由于其一贯的声誉得到了保全，只是贬为道州司马。

道州在今湖南的西南，就处分而言，被贬谪到这样一个荒僻的地方，从朝中掌皇帝制诰的中书舍人一下子变成州府佐吏，其怨恨、悲凉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在道州的两年，杨炎就是这样一直在恩仇必报的信念支撑下度过，刘晏正是低估了他的决心。

偶然的机会总是蕴含着必然性。如果不是崔祐甫取代常衮出任宰相，杨炎的翻身就不一定如此迅速；但杨炎毕竟又不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人，潇洒的外表，雍容的气度以及富于词章的文学才能，使得他在朝中颇有声名。代宗时期，负责起草皇帝诏书的主要就是杨炎与常衮，两人各有所长，被认为是自开元以来少有的大家。不过，机会来得确实有些偶然，起因是崔祐甫既取常衮而代之，一切政事免不了矫枉过正，他入相后一改旧则，凡是荐延推举者一概接纳，不及一年，经他委任除授的官吏已达八百余人，杨炎也是其中之一。

诏旨一下，长安城中反响很大。人们想起风姿绰约、博学多才的美髯公杨炎，都觉得是个宰相的佳选。

两载沉沦，一朝翻身，事情来得突然，连杨炎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一阴一阳之谓道，否泰两端往往是互为因果的，是祸是福，本难预料。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八月初七下诏征还，大约一个多月后杨炎即由道州抵达京师长安。这时距代宗驾崩德宗即位不到三个月。

恰巧此际有一件大事发生。

南方的南诏国国王合罗风病故，其孙异弁寻即位，竟与吐蕃合兵十万，分三路进犯，其中锋芒最劲的一路目标直指京畿的后方四川。当时蜀地的封疆大吏崔宁正应诏在京，留守的将帅不能有效地御敌，被连陷数州，形势变得非常紧迫。皇上忧虑万分，仓猝之间不知所措，便口宣崔宁觐见，命他返回本镇组织防御。

国家发生外来侵略，正是拥兵大将重获军权称霸一方的最佳机会，崔宁当然乐得奉命。

这一天，崔宁已赴阙辞别即将就道，这时宰相杨炎表现出了他新官上任的热情和超人的智谋，急急上奏皇上以为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