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是不可偏废的，否则就失去了立国的基础。能否极尽礼事，也是衡量嗣君可否担当国家重任，成为新一代天子的重要标准。连德宗这时都不得不表示出极大的悲哀，一举一动不敢越轨，甚至因为哀痛而食不下咽，只好以一种叫作马齿草做成的汤下饭。德宗接到常衮无疑是过分渲染的奏章时很生气：崔祐甫生为人臣，岂可如此轻论礼制！不过，皇上虽然认为常衮的忠诚可嘉，但也觉得为国家大计着想，援用先朝从权的旧例还是必须的，因而贬祐甫为潮州刺史的处分有点过重了，于是传旨将祐甫贬为河南少尹。

九天后，诏书正式下达。祐甫为人正直，向有口碑，许多朝臣对常衮的做法也多少有些反感，因而新帝即位伊始的第一件事情就在朝廷上下引起了不少物议。礼法在理论上既是一种不可轻改的制度，便往往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微妙的工具，谁能善于利用，谁就能取得想当然的胜利。

这件小事到此并没有完。早先代宗弥留之际，曾命功高勋著的郭子仪兼理冢宰。郭子仪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宝应元年（762）进封为汾阳郡王，官爵显赫。但朝廷不愿子仪久掌兵权，所以授职后或不令到任，或事定即召还朝，使之常处于闲散地位，这也是古今对付功臣的常法。代宗大历年间，吐蕃仍年年入侵，子仪以副元帅久驻河中、邠州，承担防备任务。此际既受命为顾命大臣，新帝便召子仪还朝，充当山陵使，负责先帝的安葬事宜，并赐号“尚父”，进位太傅、中书令，这也都是很高的优宠。类似表面上享受丰厚待遇而实际上被分权架空的军事重臣在当时还有朱泚和崔宁等人。同时，子仪和另一重要的大将朱泚亦以军功挂宰相衔，但皆不预朝政，唯常衮在政事堂处事，需要奏事时代二人署名。本朝建国至今，一直是三省（中书、门下、尚书）长官共同署理政事向皇帝负责，政事堂会议是最高的行政机构。罢贬崔祐甫的奏章署的是三人的名，结果崔祐甫遭贬后，郭、朱二人上表声言祐甫不应获罪，新帝德宗非常惊讶。

于是皇上不顾正在居丧的当口，立即召见二人：“卿等早先说其有罪，现在又言其无罪，这是何故？”

二人都回答：“当初常衮奏报，臣等并不知道。”言下之意很明显，常衮在这件事上不仅独断专行，且有欺君之嫌。果然，德宗一听，龙颜大怒。新君践祚，恐怕最忌讳的就是臣下的欺罔，常衮竟敢如此欺骗寡人，实在是不可容忍。皇上在万分惊骇中立即下令，贬常衮到千里之外的潮州。当时百官都按序排列在月华门守灵，常衮在众目睽睽中狼狈而出。

这种贬职有一个含蓄的称呼叫“左迁”，天子的诏书往往称之“谪佐遐藩”，在本朝，这是一种最严重的处分。左贬常衮的同时调回了崔祐甫，那时祐甫刚刚离京不久，才走到昭应县，闻诏而返，受命出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大唐制度，非三省长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衔即为宰相。这是倏忽之间发生的事，宰相是国之重臣，挥之即去，招之即来，其突变程度，又使朝野震悚不已。

对被贬出京的变故，祐甫倒是有着思想准备，只是皇上此番以相位托付，却让祐甫在一路上想了很多。昭应就是现在的临潼，离京城不过一天的路，盛夏时节的驿道两侧，山野葱茏，和风吹过道旁的青槐，常常弥漫起一股浓郁的清香。祐甫带马徐徐而行，他并没有考虑原则性的问题，因为像他这样一个并不随事俯仰以取媚君上的人，即使蒙受深恩，入朝为相，也不会因为皇帝而轻易放弃为人处世的初衷。祐甫应当还是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如果处事不当，个人的进退自然是不足为意，但国家的前途就或许会受到严重影响。

祐甫心里很明白，未来的岁月，将无疑是一个多事之秋。

德宗尚未除服，因为丧制最后还是按照常衮的建议实行。尽管常衮排挤祐甫的所作所为多少有点影响新帝的情绪，但这个小插曲很快就过去了，皇上正急切地盼望着祐甫的到来，他需要尽快地进入天子的角色，大大地施展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