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皇权与相权皆为宦官所掌握，反奴为主便成为严峻的现实。

李仲言为其叔罗致的死党中，有两个人最厉害。一个叫张又新，一个叫李续之。当逢吉问计于二人，有没有一些更好的办法时，两人皆曰：

“朝中缙绅大臣，大都自惜羽毛，谁肯为相公搏击？此事须得非常之人出死力而为。我等知道有一个叫刘栖楚的人，即是个奇士。”

“哦？”逢吉问道，“怎么个奇法？”

李续之接着道：“此人曾在成德王承宗手下为吏，承宗有次将其绑了起来，他以首叩地固争，承宗竟也无可奈何，其果敢坚锐如此。相公若能提拔他为谏官，令其侦伺李绅过失，待机曝扬于圣上之前，恩宠必替。即使不成，亦过在栖楚，牺牲掉他也没什么可惜的。”

此计甚毒，却也正合逢吉之意。于是，李虞、程昔范、刘栖楚三人都被逢吉擢为拾遗。“拾遗”，乃是本朝谏官的一种名号，分左右而置，与谏议大夫、左右补阙一样，专门以进谏为职，又称言官。左右拾遗品秩虽然不高，只有“从八品上”，但谏诤之任不轻，所谓“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即是设置“拾遗”一职的本义。不过，三人此际的“拾遗”目标却没有这么高远，不外乎就是“拾”李绅一人之“遗”而已。

李仲言与张又新在舆论上为推倒李绅推波助澜，他们对那些胆小而又头脑简单的人广为散布，说李绅看到有人在一起议论，便到皇上面前密报，说某某人结党、某某人拉派。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弄得士大夫们对李绅都有点畏忌。

不过，单凭如此这般寻找机会是要花点时间的。楚州刺史苏遇也是个倒李绅派，他对逢吉门人不急不慢的做法很不以为然，找到张又新等人说：

“新君一旦听政，必举行延英殿廷对。李绅乃次对官，这是他希蒙圣恩的唯一机会，要防就防他这一点！”

又新等人猛省，急急建议逢吉道：“事情确已迫在眉睫！若是拖到圣上正式听政，李绅一旦入觐而为上所用，后悔就晚了。”

逢吉心想：“此话有理。看来不下重手不行！”

这事最后只有靠王守澄。

守澄对新帝道：“陛下之所以立为储贰，臣备知其中过节。”言下已有深意。

敬宗自然很好奇。

“当初陛下之立，全赖李逢吉之力。而杜元颖、李绅辈，原本都是想立深王为储的。”深王李察，是穆宗的弟弟，新帝敬宗的叔叔。搬出这种事情来，就是击到问题的要害了，守澄在宫中多年，他当然知道孰轻孰重，在这方面，他又要比李逢吉和他的门人强多了。

新帝年轻，对帝国储副常生不测的事没有切身体会，觉得杜、李等人都是几朝老臣，做不出这种事，不大相信。

可随后任度支员外郎的张又新也上了一表，说李、杜二人其实对皇上不利，他们曾暗蓄异志，欲立深王为太子，只因先帝不听，才未得逞。新帝尚未面见群臣，表奏都由枢密院呈上，守澄急劝皇上览这一封。敬宗见此表内容与王守澄所云如出一辙，早先的想法有些动摇起来。

未过几天宰相李逢吉的奏疏也上到，说的也是同样的话。这下不由得皇上不信了，二月初三，皇上下诏贬李绅为端州司马。按常理来说，国家去一奸佞，自然是一大幸事，逢吉也知道这个道理，为郑重起见，还特地率百官赴阙表贺圣上英明。可当百官退下，又有不少人按惯例转赴中书门下的政事堂贺喜时，逢吉开始觉得有点不妥。

逢吉不想让人觉得是他在里面起了作用而使李绅被贬，因为事情做得风声太大，反于事无补。他一回到政事堂，就把张又新叫了进去。

朝廷百官都已来到阁门，值事者报：“相公正与人谈话，请诸大人稍候。”

这一候就是好久，众人正感纳闷，忽见张又新挥汗而出，对着大家团团一揖，道：“‘端州’之事，实为天子除忧，为朝廷造福之举，份内之事，我张又新不敢谦让，就此谢过诸位盛意。”说时，大汗淋淋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