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就是不断的否定与再否定。

备受艰难的人，是无法忘却自己那种疾痛惨怛的经历的。爱恨情仇的熊熊之火，足以倒置乾坤。

宣宗首先要做的便是彻底推翻武宗所有的一切。他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他再也无法使自己像过去那样咬牙忍住了，即位的第一天，新一代天子就开始了行动，他的一腔怒火，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

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他对李德裕的处理。

德裕是会昌时代的首席宰相，也是武宗最信赖的辅弼大臣，递代之际，禁中颁布的遗诏，都无可置疑地将他列为冢宰。但对新帝来说，他既代表着先帝，便就是清除的对象。

新帝刚刚即位八天，秉政近六年的李德裕就被罢相。功高位重的德裕就这么一下子从执政的地位被拉下来，连他的政敌都没有想到。两天后，德裕最有力的帮手和同志、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也被贬职出京，其弟薛元龟也被牵连罢官。

宣宗深明此际需要何种必须的手段，一开始就显得胸有成竹。从薛元赏之贬中可略见一斑。

薛元赏是什么人？此人于甘露之变后曾出任京兆尹，在李石、郑覃等人的直接领导下，为平靖巨变，恢复京城秩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立有汗马功劳。甘露事变后，长安陷入极度的混乱，政府部门整体瘫痪，城中恶少纵横剽掠，盗贼侵夺坊闾，寻隙报仇，草菅人命之事，不一而足。加之神策军士横行暴虐，公行不法，尤使情形雪上加霜。仇士良虽稍事收敛，但仍无济于事。当时任京兆尹的是张仲方，面对这个局面，束手无策。

郑覃入相后，立即起用了薛元赏替代张仲方主掌京兆府。元赏精明吏事，尤能行非常之举，任职后果然不负众望，不仅以强有力的手段遏制了京城的无政府状态，甚至还狠狠地教训了一下神策军。他的铁腕手法，连其时的主宰者仇士良都无可奈何。以至后来好长一段时间里，京中恶人包括禁军兵士一提到元赏，无不心有余悸。

元赏入朝之前在地方任职，“维州事件”时曾上疏赞同德裕的处理。政见与德裕很合拍，会昌中遂被德裕重用。元赏的精明果断和不畏强暴成为德裕的重要依靠。宣宗知道，这种实干家才是德裕周围最有威胁的人，这种人必然忠于旧主，忠于同志，而且拥有强大的力量，无论如何都必须清除。

这一切都来得迅雷不及掩耳。

五月初五，白敏中入相更是个关键。

白敏中的成名其实全赖于白居易的影响。他自小便父母双亡，由诸兄抚养训厉成人，长庆初年登进士第后，先在藩镇幕府任职，此后升为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与其堂兄白居易在洛阳相处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若不是武宗想启用白居易的话，以敏中的资历声望，断不会这么早就能进入朝廷担任要职。是李德裕不合擢用了敏中，从而给了他机会，使他才有可能在新帝即位后脱颖而出。

此际，敏中的入相说起来也是大势所趋。别看他资望不怎么样，可才名却不小，另外在当时的朝中大员中，也只有他是独立于德裕一派之外的人。再加上他与白居易、牛僧孺不同寻常的关系，由他来填补德裕出朝后留下的执政之位，完全符合新帝的既定策略。

新帝恨的是武宗，由此而及的是会昌时期的一切，李德裕之罢相其实是个表面契机而已，皇上其实倒并没有把德裕彻底消灭的意思。而敏中恨的是德裕，连带而及的是德裕的同志，他要的是将李德裕及其势力一举翦灭。妙的是，敏中不仅对新帝的用意心领神会，而且把天子的心意与自己的打算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条对双方都有利的路子。

于是，李德裕带着无限悲戚离开了京城，三年三贬，直至在崖州——这个帝国疆域的尽头——郁郁而终。同相的李让夷、李回也被清除出朝。相反，李宗闵、牛僧孺、崔珙、杨嗣复、李珏等一再北迁，直到最后平反。只可惜宗闵、僧孺都先后谢世，没有看到这一场是非恩怨的最终胜利，否则他们一定会对新帝和敏中的“公正”感激涕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