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而来的传统皆反对法治，因为治以形名，则必伤乎道德，而帝国的基础正建立在一系列的伦理制度之上，法既不能绝民刁顽，也无助于人君教化。所谓“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宣宗却不以为然，他的想法是，若以铁腕治国，就少不了法。

早在即位不久的大中元年正月，京畿大旱。皇上为此减膳食，出宫女，祷告上天，仍不见好转，于是想到赦免囚犯。便命宰相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系囚。但其时任大理卿的马植却上疏称：有些重犯，罪有应得，似不可一概宽宥。

天子得奏，也觉得有理，又命两省五品以上官员合议。讨论的结果，赞同马植意见的占了大多数，皇上就采用了这一措施，诏命一切皆按法规办理。这是宣宗倾向于法治的开端。

不能不说马植的话给了皇上重大的影响，他在奏章中所说的“诛罪戮奸，式合天意；雪冤决滞，方副圣心”、“若平日大赦尚且不免之人，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贪吏无所惩畏，死者衔冤无告，恐非所以消旱灾致和气之道”之类的话，和皇上内心的想法本就有很多的契合之处，而马植的这一理论，更符合他所构建的政治策略，因而立即就予以接受。马植为此在后来也成为宰相，为宣宗所重用。

宣宗当然还有所发展。他自己就公开说过：“犯朕之法，虽我子弟亦不宥！”既把“法”有所限定，此“法”非他“法”，而是“朕之法”，又着重强调了“法”的铁板原则，操作起来，便就得心应手。

有一段时间主掌京兆府的是一位叫崔罕的人，此人治绩不怎么样，但做起事来却很浮躁。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位官员没有避让他的马头，崔罕心里大为生气，再一问，此人不过是一位小小的内园巡官，竟马上重责其人五十四杖，至于将人打死。皇上得讯震怒不已，立即宣谕，把崔罕贬去远州。

宰相们倒觉得处罚太过，齐诣皇上援救。宣宗心里有着细细的一本账，他对宰相们道：

“崔罕为京兆，抑强扶弱，是其职责。道不避马，杖之也不算为过，但问明为内园巡官再下手，就是明显的欺弱怕硬。另外，人臣之刑，止行二十杖，此乃朕之法；他打到五十四杖，这是谁家之法？真是骇人听闻！”

宰相们听着这番话，顿悟皇上执法之旨，又如何不心生畏惧！

当然，宣宗选择的原则是为自己服务的，刻于用法是为了政治的需要。皇上聪明就聪明在他从不幻想着以德行使天下治理，那是典型的远水救不了近火。皇上宁愿选择威严之后的宽仁，也不愿去做仁德之后狰狞尽露的蠢事。天下人确实也都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通病：十日被威，一日受德，无不感激流涕；而十日被德，一日受威，却不免交怨沸腾。天子懂得了这个道理，天下事就成功一大半了。

不过这第一步还只是小样。若要就此以为这位新一代天子也不过是如此而已，这种见识那就是比文、武二帝这两位乳臭小儿都不如了。宣宗十六宅中二十年的岁月，又岂是白白虚度的？

尽管皇上多才多艺不让先人，无论是射箭击毬或是制曲吹管，都能曲尽其妙，但皇上却不甚为意。甚至对于女色，天子也是淡然得很。皇上退朝之后，只做两件事，一是读书。为此天子下令，专门辟置了一间偏殿作为读书之处。有时皇上一进去就是一夜，到第二天早晨，内侍们看见的常常是烛灰遍地、书卷狼藉的情景。二是读书之余，便是召见翰林学士，与他们长谈不倦。

令宫侍感到迷惑的是，皇上召见学士时，全都屏退左右，不让任何人入侍。皇上还亲自整理读过的奏章，经常亲手焚毁其中的一些，然后再吩咐人拿去处理，这也是前朝所不曾有过的事。寝殿的楹柱上，御笔大书“乡贡进士”四字，此外还有许多人名，有时枢密使们偶尔看上一眼，发现其中有些是知名的朝官，有些则是无名小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