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同志相互支持，关怀提携，固是艰难人生之一大幸事，亦乃人之常情。但是，宗闵把它看得过重了，这样，“义”代替了“忠”与“直”，私心压住了公利，同志成了同党，好事即不免成了坏事。

大和四年（公元830年），宗闵刚刚入相不到四个月，马上就荐引上表告退的牛僧孺再次入相。近两年中，他把自己的同年、同学辈人统统提拔到显要的位置上，而这些人又转相依托，以至于引起朝野的共愤，连文宗也认为大臣之间私结朋党的现象颇为严重。当李德裕第一次入相，坚决主张去掉朝间议论最多的“三杨”等党人时，宗闵还千方百计予以袒护，在他看来，自己的所谓“同志”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谁要是反对，谁就是与他本人过不去。长安城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门生故吏，不牛则李。”“李”就是指宗闵，“牛”便是指牛僧孺，这句话是说，他二人取人，大多数都是自己的门生故吏。

别看宗闵事事锱铢必较，但表面上却很豪放任侠，对后辈以及同僚颇存宽厚，因此身边很有一些人，大半是在他前后进士及第的新贵，还有不少是他的同门或亲戚故旧，因而相互间的情分是很重的。

这又要谈起“进士科”考试了。

本朝“常科”与“制举”并重，合称“科、举”，是士人进身的必由之路。其中科目繁多，但比较起来，还是“常科”中的“进士”一科最为显要，一旦得中进士，那简直就是一件光耀无比的事情，此后释褐入仕、出将入相，都指日可待。后人有所谓“簪绂望之继世，草泽望之起家”之语，就是指的进士科。士子一生荣辱，寄乎其中。

本朝“进士试”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不糊名，也就是阅卷者（主试官）可以知道这是某人的卷子；二是试诗赋，亦即考试内容以写诗作赋为主。由此，整个过程便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情形：

首先是可以公开推荐；其次是考试重才艺不重实学，举子们平日的声誉重于临场的发挥。

主试者称为“知贡举”，就是“特命主掌贡举考试”的意思，一般以朝廷名望大臣担任。与知贡举者关系密切的人，可以公开为他推荐才人，这也是朝廷出于不拘一格广泛选拔人才的考虑。而举子们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华，往往提早很多时间，向公卿大夫投献诗文，以博得他们的赏识和引荐，同时营造声誉，期望来年得中进士。所以每年的秋天，都有数千举子云集长安，奔走于名公贵仕之间，希望他们向主司推荐。有时，甚至在考试之前直接向主考献诗，陈诉衷情。

这是应试的技巧，也是必由之路。否则，起于泥涂、升腾云空的一腔抱负，就有可能成为泡影。

当年柳宗元的一位朋友下第后，找他请教。柳子厚赠他四个字：“先声后实。”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一定要先给主司一个印象，然后才能在考试中用上真才实学。

知贡举者拥有生杀大权，而每年却只有极少数人能登进士第，因此，一旦得中，及第者必对知贡举者感恩终身。时人把主试称为“座主”，把当年进士称为“门生”，“座主”之于“门生”，不啻于恩重父母、义同再造，这种关系可非同小可！

元和时期，崔祐甫的侄子崔群在中书舍人任上曾做过一年知贡举，后来罢职，退隐林下。其妻有一天劝他：为子孙考虑，是否应该置点庄田。

崔群笑答：“我有三十座美庄良田遍布天下，夫人何忧！”

其妻茫然：“从来没听说夫君有这些产业。”

崔群大是得意：“我前年知贡举放榜三十人，他们不都是我的良田吗？”

崔群真是明白人，他知道“有人”的好处要大于一切，而所谓“有人”，又有什么能比得过“门生遍天下”呢！

近几十年来最著名的知贡举是德宗时的宰相权德舆，他在贞元十八、十九、二十一年连典三年贡举，前后擢进士七十人，登辅相之位者，即有十余人之多。比如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年）这一榜，李宗闵、牛僧孺、杨嗣复就赫然其中。权氏自己正是凭了这一点，安稳轻松地做了几年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