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懿宗有七位皇子，僖宗皇帝排行第五，但他的四位兄长早在他登基之初就被宦官刘行深、韩文约弑杀，所以现在只剩下皇弟吉王李保和寿王李杰。按照礼制，自应是年长者继嗣，所以朝廷上下都欲立吉王。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僖宗病危，群臣便欲请吉王监国，但当权的宦官，十军观察使杨复恭却另有打算：他要立寿王李杰。

无论再怎么说不过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眼下只有杨复恭说了算。宦官们对地方藩镇也许并无计策，但对天子废立是有绝对的权威的，前几朝的事实对此早就下了结论了，用不着谁来表示不同意见。于是寿王李杰被立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僖宗亡故后，寿王即位，改名“晔”，时年二十二岁。这就是历史上的“昭宗”。

想不到的是，杨复恭却歪打正着，给垂死的帝国立了一位英明贤达的天子。新帝虽然只有二十二岁，但据说他体貌明粹，好文学，重儒术，尊礼大臣，追想前贤，尤其具有恢复祖辈旧业的豪迈志气。即位之后，果然让大家感觉到此言不虚，一时朝廷内外，称颂不已。

这是懿、僖两帝给人的感觉太坏了，所以一旦有品行稍佳的天子出世，有了一个对比，人们便很容易为内中的情绪所感动。他们也不想一想，在如今的现状下，即使尧舜再世，又当如何？

昭宗胜于两位先帝之处在于他还知道要尽一些天子的责任。事到如今，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很明显：一是清明朝政，翦除宦官；二是振作威令，消灭割据。昭宗是明白这一点的。他的英明在此，可他的失败也在于此。

为什么？在特定的危急时势下，假如一个人简简单单地随意做来，哪怕是浑浑噩噩地无所措施，相反倒能够平和局面，因为事情既按照它本身的趋势而发展，则必然会耗尽内力，分化消弭，归于结束。若是自认聪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倒是会激化冲突并带来新的问题。就像一个弥留之人，尽管病人膏肓，可自身仍有抵抗力存在，若以不病视之，未必就不能让其生命力自行焕发而恢复生机。强作解人，以为阵痛之后必有大愈，反而有可能让阵痛危及生命。先圣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正是这么个道理。目前的危局，已成一触即发之态，昭宗不思进取还好，一思动作，便将葬送帝国。

可是，昭宗是个有志向的天子，和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帝王一样，一生所求，就是青史留名，他不可能不思振作。大顺——这是昭宗的第二个年号——元年（公元890年）五月，皇上在藩镇朱全忠（时为宣武节度使）、赫连铎（时为云州防御使）、李匡范（时为卢龙节度使）的倡议下和宰相张濬、孔纬的附和中下诏讨伐李克用，走出了第一步。

李克用是该讨伐，因为他势力最强也最不安分，不断侵犯邻镇，扩张领地。正好时下也有个机会：几个月前他刚刚损失了一支强有力的部队。但关键在于，讨伐克用会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换句话说，会不会给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前一个疑虑是很正常的，克用是最强的藩镇，以现在朝廷的力量首先去碰最硬的石头，必然是得不偿失；而后一种担心就更容易产生了，朱全忠等人是最有可能从讨伐克用的行动中大捞一票的，凡是真正的明白人，都一眼可以看出背后的隐患，难道皇上就看不出吗？

昭宗确实有点困惑。在朝议上天子就说：“克用有复兴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人将怎么说我？”

大多数朝官更是以为不可，杨复恭也表示反对。虽然他的动机倒也并非在此，而是出于和克用的私交，但他的一句话却颇能代表大家的观点，就是：“宗庙甫安，不宜更造兵端。”

可当朝宰相张濬、孔纬却坚决赞成。张濬说：“机会千载难逢！今日失之，后悔莫及！”孔纬说：“讨平克用，万世之利！”张濬又拍胸脯：“陛下付臣兵权，克用旬月可平！”孔纬便跟着说大话：“馈运、犒赏之费，支持两年绝无问题！”当今的天子是个信赖朝臣的人，在这番话下，不下诏讨伐倒是不合情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