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以后，帝国的经济基础就已经丧失。民不聊生，则揭竿而起。

懿宗在位的时间不算短，单以朝间而言，大的冲突倒也没有发生。这也许是因为外患过多的缘故，而使得内部的矛盾无暇充分暴露。皇上在他垂拱的十四年里，糊里糊涂地行事，糊里糊涂地用人，奢侈豪靡，荒**无道，竟然还就比他名义上的父亲、智深谋广的宣宗皇帝多做了一年的天子。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七月十六日，皇上病重不省人事，这一次轮到的是左右中尉刘行深、韩文约。在如此方便的情形下，两人当然也就做得更绝，神不知鬼不觉中，懿宗的四个年纪稍长的皇子就丢掉了脑袋。他们所立的天子，也就是后来庙号为“僖宗”的本朝第二十一任皇帝，即位之时，年仅十二岁！在本朝历史上，那可就是破天荒的了。

十二岁的皇上懂得什么？他只知道与自己曾同卧同起的奴仆田令孜是个可信可靠的人。在皇上年幼的心里，已故的父皇似乎并不像自己的父亲，哪有这位和蔼的长者来得亲切！皇上甚至已经早把他当作是自己的父亲，即位之后，也直称“阿父”。宦官小马坊使田令孜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一跃而成皇帝之“父”、天子的天子。

刘行深、韩文约这两个出头之鸟结果弄得个灰头土脸，在田令孜的挤压下，被先后勒令退休，很不情愿地把中尉之职让了出去。田令孜和另外一位宦官西门匡范顺理成章地成为左右中尉。从这时开始，人们便直呼左右神策为“东军”、“西军”，因为决定性的禁军力量就只有这两支，再称呼本名不仅麻烦，而且实在也是多余。

顽童天子僖宗喜欢斗鸡、跑马，也许只有在这一点还能体现出其祖辈尚武豪迈的秉性，其他实在是不足道，也不可能有所道了。田令孜既为其“父”，又何须把这小小的劣童放在眼里，从公元874年——这一年新帝改元后的年号为“乾符”——开始，真正的天子便不姓李了。

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积患已久的事情终于不免。在咸通时期的无数纷乱后，两位盐贩王仙芝、黄巢在关东道领导了一次武装变乱，官军数剿不绝，数年之间，竟成燎原之势。公元880年——这年僖宗又改元“广明”——十二月，自称“冲天大将军”、“天补大将军”的黄巢率几十万大军打进了长安，僖宗在田令孜的护卫下仓皇出逃，一直跑到了剑南的成都。这是本朝历史上第三次皇驾播迁了，也是最长的一次，皇帝在外共颠沛流离了数年之久，才回到长安。

在成都的流亡朝廷，依旧是田令孜的天下。田氏时任“都指挥处置使”，大权在握，并未因艰难的动乱而减轻恣意妄为的程度。本来，天子有难，就应该推恩及人，广施恩泽，以唤起各方勤王靖难的忠心而挽回败局，可田令孜没有这样的抱负，他只知道维持自己的生存，其他的一概不论。

当时的物质已极度匮乏，但四方所贡来的有限的金帛，却全部被令孜用来颁赐随驾军队，四川的地方部队除了开始每人赏赐三缗以外，再无所得。一位地方军将郭琪出于愤怒，起兵哗变。仓猝之中，皇上只与宦官们闭门自保，根本就不考虑外臣的死活。不少朝官们幸脱沦陷，含辛茹苦地来到了这里，眼见这一情形，那一腔委屈实在是难以按捺。

郭琪事变平息后，谏官左拾遗孟昭图忍不住上疏宣吐情绪：

“多难之时，中外之臣尤须一体对待。去岁车驾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仆射以下尽遭杀戮，独独北司无损。此次变乱，陛下只与令孜等内臣闭城登楼，不召宰相朝臣入城；翌日，又不见宰相、不慰朝臣……”孟昭图最后难以控制，又在疏中写道：

“天下是高祖、太宗打下的天下，不是北司的天下；天子是四海九州的天子，不是北司的天子。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未必尽无用，难道天子与宰相已无关系？而朝臣竟成路人？”

孟昭图尽管完全是出于委屈，不过他的话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他的祖辈们要是听到他的这番言语，怕真是再也不敢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