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好音乐、好宴游，殿前时时供奉的乐工，接近五百多人；每月之中，有十天要举行宴会。也许是皇上年轻而精力旺盛的缘故，听乐，观戏，饮酒作乐，从无厌倦之态。出驾巡游，随意所之，几乎是踏遍了长安的四郊。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每次巡幸，随驾的内外诸司扈从，竟达十余万人！耗费的财物，实在无法计算。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朝大臣的道德信念江河日下。

这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宦官的坚固势力是个强有力的威慑力量，而天子的荒**又助纣为虐，若非胆略过人，绝无可能做到信仰坚定，更毋庸说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了。时势造人，斯言不虚——激昂的时代造就英雄和枭杰，而一个醉生梦死的末世所产生的，则必然是庸懦、胆怯、自私自利的小人。

无论是身出于名门或是拔起于寒微之士，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进士的声名和浮浪的生活，本朝原先所固有的那种自由而不拘执碍的风气，成了他们追逐声色犬马的最好理由。就是时下流行的乐曲诗歌，也大多都是些凄婉轻艳的内容，再也无复那种清丽俊逸、慷慨悲凉的风格了。

更为可怕的是，朝官与宦官的对立越来越成为一种纯粹的权力斗争，双方都以个人利益取代了公理的是非。早年宫廷内外争斗虽然也十分激烈，但大多数传统的官僚仍是把国家利益和道德伦理放在第一位，从维护皇权和政事权这个角度来攻击宦官把持朝政而形成的种种弊端。所以从陆贽、王叔文到裴度、李绅、李德裕等人，都只是就事论事，而从未把自身与宦官完全处理成两种利益集团。他们也许早就有这样一个清醒的认识：宦官作为天子的家奴，是一种既成的事实，似乎不应该把家奴的存在与反奴为主的现实完全等同起来。因此，早先朝士与宦官的斗争一直都是围绕着天子进行的，只要天子能够成功地限制住家奴的权力，一切都将迎刃而解。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情况。宦官既是一个存在的阶层，他们就没有理由不为自己争取“公平”的权利。他们出身卑贱，没有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更没有理念的束缚，因此除了攫取权势之外，不可能去做其它事。天子左右操纵和维持平衡的做法给了他们机会，同时也就使正统朝官采取的道德手段无法取得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是文宗把这事情扩大化了，他开始想要连锅端起。不过，文宗还是从皇权和社稷的角度去做这件事的，并不是单凭自己的爱憎。但他所用的两个人李训与郑注则并非如此，他们的手段就已经开始显露出很大的私心成分。所以，从甘露事变起，朝士与宦官逐渐形成互相对立的集团，天子和士大夫们本身也有很大的责任。

李德裕把局面稍稍地缓和了一下，却未能抵消后来宣宗所采取高压政策而引起的尖锐情绪。到了懿宗朝，朝官们已经完全忘记了这场斗争的初衷，他们开始有了这样一种信念：宦官是他们天生的敌人，更是自己求取高位权势以及个人利益的最大障碍。于是，道德上的惩恶扬善变成了政治上的快意恩仇。

这种局面出现得相当早，而且是由朝士们首先挑起的。

大约就在咸通二年（公元861年）二月，杜悰刚刚纾解了一场严重冲突的预谋之后不久，有人就把这个情况透露了出去，结果便引起了几乎是全体士大夫的强烈不满。从此，一种一致对外的凝聚力和复仇心理油然而生。

正好在这个月，建州有一位来京会试的举子叶京一举登第。中了进士，自然都很兴高采烈，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叶京也未能免俗。一个月里，日日与同年们游宴集聚，日子过得很快活。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了一位他以前在一位宣武军节度使宴会上认识的宦官。叶京一看是认识之人，又是曾做过宣武军监军的高品宦官，按礼数当是应该致意的，于是想也未想，便在马上恭敬地作揖施礼。这一切正好被同游者看到，一下子就传遍了朝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