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切道德准则、礼法规范都被埋葬的时候，帝国本身便再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了。

昭宗最后的错误是十世纪初酿成的。

悲哀至极的天子开始走向极端。从华州回京后，昭宗开始酗酒，变得性情暴躁，喜怒无常。他此际已是既无权威，又无倚靠的空头天子，所能做的一切，便就是把他所剩下的勇气化为对家奴的凶残暴戾，他要对宦官开刀。光化三年（公元900年）上半年，昭宗与宰相崔胤谋议，于六月份先将两位专权的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贬出京外并不日赐死，揭开了大清除的序幕。

这又是昭宗太过于“英明”了。宦官固是天子的敌人，但昭宗在如此纷乱的时代尚能坚持时日，宦官倒也功不可没，是他们努力在维系着皇帝的存在。与朝士不同，没有了天子也就没有了宦官，朝士可以抛弃理念，可以弃暗投明，但宦官则不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别无选择，只有和天子——或者说是和他们的天子——站在一起。历次兵变而使皇驾播迁，都是宦官们临危不惧，护驾出逃。天子其时并不是不想带走文官，一是事起仓促，二是文官大都是书生，在那种场合下，实在也没什么用。而宦官典掌禁军多年，毕竟还是有随机应变能力的，至少他们很会保护皇上，更不能容忍帝位的空虚，在这一点上甚至比恪守传统的士大夫们还要坚决。所以他们即使擅权专政，骄横跋扈，但在实质上与天子是同一个联盟。在其他任何时候，恢复王权都必须清除宦官，但在中央政权已行将就木的时刻，却万万不可走这一条路。

此时此刻，宦官、朝士、藩镇三者对于天子是十分微妙的，若无法控制其中某一方坐大，最低限度也绝不能让其中的某一方消失。昭宗对宦官动手，只有倚靠朝官，可朝廷无兵，所以朝官还得倚仗地方强藩；藩镇之间本有矛盾，又会各为其援。三者中各有两方合纵连横，势必兵戈再兴，后果岂堪设想！

这一年十一月的一天，皇上出外畋猎，夜半回宫，不知何故突然暴怒，亲手杀死了数名近侍宦官和宫女，一下子使宫内震动，大小宦官人人自危。其时，四大宦官首领是左、右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左、右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四人此次已势无可忍，立即发难。第二天，率禁军千人破宫门而入。

他们的理由很充分：“主上所为如是，岂可治理天下！废昏立明，自古有之，此乃为社稷安危，非不忠之举。”

崔胤虽不甘心，但他的外援朱全忠离长安太远，救不了急。而宦官一方的韩建却是随时可以来京。不得已，他和朝中百官都在逼宫表状上签了字。

十一月初六，季述、仲先再伏甲兵于门外，自己与进奏官程岩等十几人入对。才登思政殿，宫外禁军便大呼着往宫里冲来，逢着昭宗宠幸的宫女、方士、僧道之辈，见人即杀，昭宗吓得滚到床下，被刘、王二人拎起，与后嫔、侍从一行人统统被关到了少阳院。刘季述在少阳院中对着昭宗历数罪状，直说得天子垂首无语。此后，刘季述亲手将少阳院锁闭，嘱咐手下熔铁浇铸，把门固死，只在墙上开了个小洞以送饮食。昭宗求衣帛不得，求纸笔亦不得，其时天气甚寒，妃嫔们无衣无衾，号哭之声不绝。

初七，刘、王矫诏令太子嗣位。事情闹大了。

朱全忠开始还没意识到这是个绝妙的机会，直到天平节度副使李振对他说了一句：“王室有难，霸者之资”，全忠这才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