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很年轻，具有果断而敏锐的天性。同时，天下态势已渐渐发生变化，帝国逢上了一个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机会。

王叔文纵负奇才，也没能完成他的乾坤之局，仅仅八个月不到，他的壮志就在政敌的谈笑中，灰飞烟灭了。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八月九日，新帝改元“永贞”，翌年又改元“元和”。按照次序算来，这是帝国的第十一位皇帝，后来的庙号为“宪宗”。

宪宗即位时年二十七岁，正是精力充沛，斗志昂扬的年纪。他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曾经历过被废黜的危险，这在他年少的心灵中印象尤深。回想起在储位时那几个月担惊受怕的日子，他就十分痛恨王叔文，同时也很怨怒自己的父亲：病重的太上皇。刚直而无所畏惧正是年轻天子特有的秉性，消除这些不快并没有花去他太多的精力，太上皇在被迫迁居兴庆宫不久就顺利地宾天了，赐王叔文死也是早晚的事，新帝在潜意识里业已得出一个经验：加强天子本身的力量是第一要紧的。

这短短的几个月已经显露出新帝与他的父亲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新帝能够成功地走上皇位，轻而易举地粉碎王叔文的美梦，就在于他已经知道把家奴家臣们牢牢地掌握在手里的重要性。家奴们近躬傍圣，在政治上有一种近水楼台的作用，这是保证天子存亡的前提；而只要皇宫大本营牢固不破，朝廷才能够团结，臣子们才能够尽忠。新一代天子似乎已经对自己的哲学充满了信心。他正年轻，上天赋予了他果断而敏锐的天性，这更是孱弱的顺宗所没有的。年轻的皇帝不久就已经感觉到，他应该把目光重新投回到整个天下中去，就像祖父德宗一样，让帝国重新恢复失去已久的声威。建功立业的最好方式，无非是完成先帝们未竟的事业，每一代天子都当仁不让，他有理由为此踌躇满志。天佑我朝，几乎从一开始起，世事的发展就注定了宪宗必然会获得一种成功。

第一个契机是老臣杜黄裳对皇上说了一段话，这番话影响了天子的思维整整十几年之久，也奠定了整个“元和”时代——九世纪第一个二十年的基本格调。真是一语千金！

事情的缘起是去年皇上刚刚即位时，率先上表请太子监国的韦皋天不假寿，死在了任所，那位曾经游说王叔文的支度副使刘闢竟然自为留后。其时天子才即位，正为眼前的事而忙碌，自不能一下子就去改变多年来这种边将自立的陋习，便表示同意。但刘闢此人怀有异志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一见有机可乘，进而于新年的元月上表求领整个剑南三川——这是他当初在王叔文那里想要而没有要到的东西。这对于一位颇具雄略的年轻天子来说，多少显得有些过分了，当然不能允许。刘闢没有能达到目的，便举兵围东川，想以武力造成既成事实。这场叛乱发生在新年的元月，离皇上即位刚刚三个月。

皇上对宰相们透露道，很想对这些不法方镇再度开战。皇上也同时保证说，一切不会像先帝德宗那样冒进，这次定会谨慎从事。但就是这样，朝廷上下还是纷纷表示反对。

他们的理由是：蜀地险要，易守难攻，恐怕难以奏效。大臣们私下难以启齿的想法其实很明显：如果不克其功，反而引起动乱，不如暂时妥协为好。这也不能说不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想法，德宗时动**局面给他们的记忆实在太惨痛了。

可杜黄裳独排众议，力主讨除。

“刘闢不过是一狂妄书生，能成何事！取之易如反掌。臣保举神策军使高崇文领兵出征，只要陛下委以军权，勿置监军，必擒刘闢。”以宦官监军形成常制是从玄宗开始的，起初倒也是出于中央能够有效控制出征军队的考虑，不过，尽管在这方面起了点作用，但监军往往骄横跋扈，既妨碍正常决策，又影响将士的情绪，已被代、德以来征伐不利的事实证明不是一个好办法。黄裳胆大，语无遮拦，指出了一条正确的征讨方针。

皇上极为赞成。他对黄裳推心置腹地说：“国家受方镇之患，已非一日。应付之略，究当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