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索性填词度曲去，他心目中的楷模大唐李太白，不也为美丽的女人杨贵妃作新词吗？《昙花记》后，他又接连写下《彩毫记》《修文记》等传奇流布曲坛，论叫座的程度一点也不输于好友汤显祖日后写下的《牡丹亭》。在1599年夏天写给朋友管志道的信中，他以一种不无夸耀的语气说，自己不胜技痒，去年一年写了两部传奇，“一名《昙花》，广陈善恶因果，以明佛理，一名《彩毫》，假唐青莲居士，以明仙宗”，虽然不能称为正儿八经的著作，近乎游戏笔墨，但“于劝惩或有小补”。

屠隆《鸿苞》

《考槃馀事》

《彩毫记》专写大唐李白，尤其到力士脱靴、贵妃捧砚一节，已纯然一副夫子自道、陶醉得乐不可支的语气。到生命最后两年完成的《修文记》，他已经把自身经历和成仙证道的梦想全都放了进去，“眼中亲见稀奇事，尽入淋漓笔底”，几乎做成了一出舞台版的人生回忆录。主人公蒙曜，和他一样做过县官和郎中，被诬告丢官后醉心于仙道；弹劾他的人叫“伯嚭”，论劾的原因是：“论蒙曜，放浪民，收客结交结缙绅，他眼底又空人，藐王侯，不一瞬，看我等，一似脚底泥，太相欺，致仇恨。”剧中蒙曜和朋友一起到杭州飞霞洞造访的云栖老人，即著名的莲池法师。其他次要些的剧中人，也都能在他的朋友和家人中一一考出形迹，如亡故的长女用的是本来的名字，长子和儿媳的名字稍有改动，也极易辨识。再如剧中的阎罗王，据暗示和剧作者“两同门道”，是“朝端之直臣”“江左之名士”，慧虚法师是“闽中名士”，都不难考证出人物原型的姓名。

甚至在第二十六出中还让这些人以真名真姓示人：“笑那老莲池牙根儿没了，笑那屠居士荠根空咬，笑那虞先生门户关牢。”在一部四十八出的长剧中采用这些策略，除了希冀自己能因这些剧目的流传而不朽，也印证了写作的秘密动机之一，在于报仇。

徐扬《姑苏繁华图》（局部），图中舞台上正在热热闹闹地演着一出戏

家有戏班不够，他就花大把的银子聘请名角，兴致上来了还自己粉墨登场，客串红毡。[114]看来他的确深谙观众口味，精通编剧门窍，在为好友梅鼎祚的一出演绎唐代诗人韩翊与妻柳氏悲欢离合的传奇《章台柳玉合记》所作的推介中，他宣谕自己的戏剧主张：“传奇之妙，在雅俗并陈，意调双美。有声有色，有情有态。欢则艳骨，悲则销魂，扬则色飞，怖则神夺，极才致则赏激名流，通俗情则娱快妇竖，斯其至乎！”[115]但这个华丽派戏剧家实在过于喜欢卖弄才情了，虽然戏文宾白典雅富丽，但总难掩结构散漫、关目芜杂的弊病，以致同时代就有人批评他的《彩毫记》“涂金缋碧”“求一真语、隽语、快语、本色语，终卷不可得也”。稍晚的戏剧评论家祁彪佳也对他的《昙花记》篇幅长、关目繁、人物多、宾白多表示不满，说他“学问堆垛”，实在太爱卖弄了。[116]

屠隆还说，在这些新戏中他要传达的乃是这样的人生体验：“风流得意之事，一过辄生悲凉，清真寂寞之境，愈久转有意味。”世人不是好歌舞戏曲吗？那他就顺从他们的这个喜好，“闲提五寸斓斑管，狠下轮回种子”，向他们进行道德劝诫，他把这一苦心之举称为“拔赵帜，插汉帜”。他以一种矫装的道学先生的口气告诉观众，盛宴高张，伎乐声声，戏台上莺钗成行，水袖和烟雾一起飘动，表面看这一切是多么美好，然而嗜欲的结局是悲惨的，繁华的最后总是磷火荧荧、山鬼夜语。看起来是高扬着道德教化的大旗，但也只有他自己明白，这么说有多少的不得已。但偏偏也有人会着他的道，据说剧作家邹迪光看了《昙花记》后就想解散家里的戏班，奉佛参禅去了，后来还是因为好友潘之恒的劝阻，才打消了此念。

管志道早就看出了屠隆所说的劝惩云云不过虚晃一枪，沉溺于欲望化的讲述才是此老真面目。在一封长达三千余字的回信中，管志道说屠隆的这几个传奇于宣扬佛理实可谓南辕北辙，虽然作者才华过人，这些传奇写得意极精、辞极巧，但以佛学勘之，实在都没有跳出“绮语障”，尤其是《昙花记》，“近来**曲滥觞，此作真是绝唱！”管志道问，你说这些传奇的目的在于化民，请问，以声色而入剧戏，所化几何？可别让世人认妄为真，又迷真为妄，那可真是为天下种一大妄语了！[117]

生命时时欲飞，然而在道德的重扼下，却总是飞不起来。有时看似他轻逸地跃过去了，还是被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捆着，怎么也飞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