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四日］先是，上问执政以啰兀城存弃，王安石以为当俟李评等相度至议之。上曰：“李评等若以为可守，何如？”安石曰：“傥不须筑堡运粮，则存而守之无害。”上曰：“如欲守之，固当筑堡。”安石曰：“筑堡则致寇。今抚宁新陷之后，士气沮怯，乃于贼界中作堡，又必致寇，以沮怯之众当力争之寇，则其生变必矣。况又陕西人力疲困，难于供馈乎？”上曰：“如此，当不复计惜已费财力，弃之而已。然以见兵三千人在彼为可虑，及积粮草多为可惜。”安石曰：“今评等相度急递闻奏，俟其奏至，弃之未晚。”上曰：“啰兀城非不可营，但举事仓猝为非。”安石曰：“三代之事固未及论，但如李牧犹弗肯速争小利。盖善用兵者，其节短，役不再籍，粮不三载。若诚出此，则啰兀城小利，自不当营，非特失于举事仓猝也。《易》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是以‘动而不括’。今动无成算，又非其时，宜其结括也。先王惟知时，故文王事昆夷。方夷狄未可以兼之时，尚或事之，此乃所以为文王也，岂害其为圣乎！今人材未练，财用未足，风俗未变，政令未行，出一令尚患州县不肯服从，则其未能兼制戎狄固宜。宣王当周衰之后，风俗坏，人材少。《诗》曰：‘德輶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当是时惟一仲山甫能好德，群臣无助之者。宣王能与仲山甫协力，以养育成就天下之人材，人材既足，然后征伐，故宣王征伐之时，首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言宣王先成就天下之材，采而用之，所以能征伐也。今欲使战守，则患将帅非其人；欲使之转粮饷、运材物，则患转运使非其人。又国财民力困匮如此，则征伐之事固未可议也。”上以乏材为患，安石曰：“文吏高者不过能为诗赋，及其已仕，则所学非所用，政事不免决于胥吏。武吏或出行伍，或出子弟，但厚设饮食称过使客，则名誉官爵随之。此风今固未能尽变，则乏材固无足怪者。但陛下力行不已，搜举能士，责以功实，风俗渐变，政令渐行，则人材终当不可胜用矣。”上悦。及是，遂弃啰兀城而有是诏。

［是日］先是，韩绛奏河外所修荒堆寨，久远不可守，已令废拆，且抽兵回，而吕大防独不肯，绛因使大防以便宜往相视，大防又迁延麟州不即往。大风雨，役人暴露，终夜叫号，河外官皆以为言。王安石白上曰：“朝廷便宜只付韩绛，岂可转付大防？欲戒大防，凡事当申宣抚司，毋得径行。荒堆寨乞令毁拆，如宣抚使指挥。”上疑大防方往相视。安石曰：“若不决然可弃，绛岂肯如此？不须竢大防报也！”上既手札谕大防，乃降是诏。

［三月九日］甲午，上批：枢密院言保甲扰人事，令王安石体量虚实。安石以为问得颇有之，为奸人扇惑，恐刺为义军故也。欲令提点司人分头抚谕，冯京言：“不须以五百人为一保，管仲内政寄军令亦只是五人为一保。”上欲且罢都保正，安石曰：“不须罢都保正，保正非所以致人不安也。”上言：“久远须至什伍百姓为用，募兵不可恃。”安石曰：“欲公私财用不匮、为宗庙社稷久长计，募兵之法诚当变革，不可独恃。”上曰：“密院以为必有建中之变。”安石曰：“陛下躬行德义，忧勤政事，上下不蔽，必无此理。”上问建中所以致变，安石曰：“德宗用卢杞之徒而疏陆贽，其不亡者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