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六日］既而彦博等欲牒夏人以复圭擅出界事，且乞降诏。王安石曰：“夏人但见复圭屡出侵之，不知所以，或当少有畏惮。若便牒报，示以情实，往往旅拒。”上曰：“善。”乃不果牒。［九月二日］己丑，上谓王安石曰：“司马光言方今是非淆乱。”因曰：“是非难明，诚亦为患。”安石曰：“以先王法言考之，以事实验之，则是非亦不可诬。且如司马光言不当令薛向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以先王法言考之，则懋迁有无化居，有何不可？又言薛向必失陷官物，以事实验之，向果失陷，即光言为是；向果无失陷而于官物更能蕃息，即光言为非。他皆仿此。”上曰：“司马光云：‘如李定不孝，王安石乃欲庇护。如苏轼虽贩盐，亦轻于李定不孝。’然定岂得为不孝乎？”安石曰：“且勿论李定孝与不孝，陈荐言李定，谢景温言苏轼，均是令监司体量指实，不知有何偏异？”于是安石又言：“近世执政务进朋党、蔽塞人主、排抑才士、不可驾御者，故今侍从有实材可用者极少，而其相阿党、不修职事、趣功实者则如一焉。”上患异论者不悛，曰：“或引党锢时事以况今，如何？”安石曰：“人主昏乱，宦官奸利，暴横士大夫，污秽朝廷，故成党锢之事。今日何缘乃如党锢时事？陛下明智，度越前世人主，但刚健不足，未能一道德以变风俗，故异论纷纷不止。若能力行不倦，每事断以义理，则人情久自当变矣。陛下观今秋人情已与春时不类，即可以知其渐变甚明。”上又言：“或以为西事恐大臣不为用。”安石曰：“法行，则人人为用。以天下人了天下事，何至以无可用之人为患？”因引孟子瞽瞍杀人事曰：“先王制法，虽天子之父犯法，人不得贷也。此孟子所言，尧、舜所行，非申、韩之言也。”上曰：“武后能驾驭豪杰，以法行而已。”安石曰：“今士大夫孰能如姚元崇、宋璟、狄仁杰者？如此辈人尚可驾驭尽力，况下此者乎？”

［是日］兵部郎中楚建中知沧州。建中先为京西转运使，时方用兵西方，边臣多荐建中者，召对不称旨，故有是命。其后，中书又拟建中为河北转运使，上难之，王安石曰：“河北提点刑狱及转运使三任者已皆严急，建中平审，参用为善。”上从之。

［九月五日］安石留身，上曰：“见所论陈襄文字甚善。”

熙宁四年（辛亥 一〇七一年）

［二月五日］于是，上问执政曰：“布所言肉刑，可即行否？”安石曰：“理诚如此，即行亦无害，但务斟酌。所当施肉刑者，如禁军逃走未曾结构为非，又非在征战处，诸合斩者，刖足可矣。”冯京以为坏军法，安石曰：“前代军法但行于战伐时，若罢兵，即解约束。律在军所与平时法自不同也。”上曰：“如盗贼可用肉刑更无疑，斩趾亦是近世法。”京言唐太宗亦终不用，安石曰：“太宗虽用加役流代斩趾，然流终亦不可独行，故唐已有决杖配流之法。盖当时自有别敕施行，不专用律。若专用律，则死罪外即用流法，无以禁奸，决不可行也。”

［是日］先是，上言陈绎制辞不工，欲用曾布，疑布所领事已多。王安石曰：“布兼之亦不困。”遂以布直舍人院。安石因言：“制辞太繁，如磨勘转常参官之类，何须作诰称誉其美，非王言之体，兼令在官者以从事华辞费日力。”上曰：“常参官多不职，每转官，盛称其材行，皆非实，诚无谓。”安石曰：“臣愚以为但可撰定诰辞，云：‘朕录尔劳，序进厥位，往率职事，服朕命，钦哉。’他放此撰定，则甚省得词臣心力，却使专思虑于实事，亦于王言之体为当。”冯京以为不可。上卒从安石言。上又欲用张琥直舍人院，京复荐刘攽、曾巩、苏轼，上不答。攽时通判泰州，巩通判越州，轼罢开封府推官，通判杭州未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