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冲击波》声名远扬之际，新闻界内部却为此掀起了一场争论。《人民日报》社的评报栏上贴出了一些批评性的评报意见书。其中有的意见十分尖刻：

“新华社的这篇谈‘冲击’的报道，通篇散发出一股陈腐气，似乎广州改革开放的现实，是某种历史旧状的回归，是某种旧物的印证。本报评论员为它贴了一块漂亮的补丁，可惜鲜花插错了地方。我们应该多登载那些报道现实生活顺应改革开放大势的新闻，少登载那些歪曲开放、改革事实去论证某种‘天条’正确的杜撰之作。”

当然，也有一些人站在肯定的立场上出来主持公道。由此在上海的一家公开刊物《新闻记者》上居然发生了一场关于《冲击波》的笔战，在新闻史上留下了一个有趣的注脚。

此时的王志纲正在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追踪新的新闻线索，他并不知道北京、上海的动态，但是，他却凭本能预感到：《冲击波》一文带来的冲击波并没结束。他在日记中写道：“起码得持续到年底，好戏还在后头！”

赴大兴安岭探秘是王志纲自选的调查，他单枪匹马独闯关东，料不到因《冲击波》正好发表，使当地把他当成“大记者”来接待，顿顿大酒大肉，差点把肚子都吃坏了。王志纲在日记中对这种现象十分反感，他写道：不知是什么时候兴起的规矩，每到一个单位采访，对方必得“热情”地请你吃一顿饭，陪吃的少则五人(盟委常陪人员一人，主管部门一人，司机一人，被采访单位二人以上)，多则两桌。席间，鸡、鸭、鱼应有尽有，一桌不上十二三个菜绝不罢手。最可怕的还是酒，成箱的啤酒、成瓶的白酒，劝酒的词儿有的是，“中央来的王记者”是法定中心人，简直没法脱逃。不喝吧，大家会闹不愉快；喝吧，又喝不了——人们还美其名曰：我们内蒙人实在！其结果，挥霍民脂民膏，陪者吃得油光水滑，我这被供请者则被弄得十分苦闷——内蒙古的“这种热情”我算是悉数领教了!这种种感受在两三年后，促使王志纲写下了一部调侃世情的《中国“食林外史”》。

而当时，他的兴趣在于调查的历史价值，他准备写一篇名为《走上高高的兴安岭》的报告文学，踏访蒙古族的“千古之谜”，考察“民族融合的必然性和进步意义”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移民方式”。

没想到，在南方来的养蜂户基地，却有意外发现。王志纲本来是带着猎奇的心情去的，孰料这富有浪漫生活色彩的“追花人”此时正身陷困境，而又求告无门。记者的良心和责任感驱策他下午加了个班，写成一个题为《东北铁路沿线蜂箱积压严重，南方蜂农求告无门叫苦不迭》的内参，并于当夜发往分社。

在北大荒的一片沼泽地里，有一个已建立32年的劳改农场，由于其性质而被命名为“保安沼”。王志纲在大兴安岭采访的同时，专门抽出时间探访了这一神秘的所在。

这是保安沼地区关押成年犯人的一所监狱。铁门紧闭，高高的围墙，墙上装有电网，岗楼里有荷枪的士兵。

进入铁门后王志纲的感觉却同进门时大不一样。如果不是铁门电网提示这里的性质，眼前景致俨如一所学校：宽阔的庭院中央辟有花园，庭院两侧排列着砖瓦结构的平房。

犯人的宿舍面积一般有两间教室大，睡通铺，每间宿舍二十多人，实施军事化管理。每间宿舍均配有电视和报纸，电视只能在规定时间收看。宿舍十分整洁，被褥叠得方方正正，床铺陈设整齐划一。能显示个性的物件是：有的犯人**放有吉他，有的枕边压有文化书籍，更引人深思的是，一个犯人把自己父母的照片也带进来，恭恭敬敬地挂在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