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服务方面也着力提高办事效率，搞“一条龙”服务。例如珠海市，就把各部门握有实权、能拍板的人请出来，组织在一幢大楼里，每人分给一张办公桌，然后该办的事你就盖章，不要再商量商量、研究研究。它是在目前机构改革还不能彻底消肿、精兵简政的特殊情况下，搞起来的一种轻型政府。我觉得这是很不错的。对于企业，是把它摔出去，让它经风雨、见世面，有本事你就长成了大胖小子，没本事你就自生自灭，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不予呵护。而现在内地许多地方，两种行为还没有完全分离出来。

王：中国的改革开放搞了12年，在这12年当中，广东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地方。大概算起来，改革开放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伴随着曾出现三次学广东和考察广东的热潮。

第一次是1984～1985年。由于当时广东独特的地位，四大特区占了三个，所以很多经济发展比较慢的城市都派人南下学习，当时的结果是否定大于肯定。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一位老红军到广东看完后，到深圳就哭了，认为广东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后来邓小平同志亲自到南方，到深圳、下珠海，并说深圳的实践证明我们开办特区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次是沿海大循环建立的时候。这次学习过程，以江泽民同志率领上海代表团到广东考察为主要标志。当时我正在各地采访，全国普遍的看法认为，广东经济的发展是不错的，但广东走的是异端。广东的经济虽比自己好，但内心毕竟是不服气的，学也不行、不学也不行，于是便都学了一个“变通”。都“变通”了就麻烦了，因为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不变通不行，它有许多旧的条条框框卡着，但如果全中国都来学“变通”，其结果必然导致中央宏观调控的彻底削弱，釜底抽薪，国家是要出大问题的。最后诱发了1988年全中国的抢购风和通货膨胀，于是就有了中央“治理整顿”政策的出台。

最后一次是在1990年，出现了第三次“学广东”的热潮。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天津市长、四川省委书记、江西省长等，基本上各地区都带着人马来了，这次出现了一个很精彩的局面，大家基本上服气了。全国很多大中型企业，特别是老企业在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带着各自的一些问题来到广东请教。当然，他们来到广东也有很多不同的感觉，但对珠江三角洲基本上是认账了，承认这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雏形，中国非要走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不可。珠江三角洲要给全国上商品经济这一课。

这样，就更强化了我们所讲的珠江三角洲的启示，它启示全中国的人们，商品经济既然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那么在全中国经济正处于这么一种困境的时候，我们总算在珠江三角洲这块地方看到了走出隧道前的一丝亮光。它启示人们，商品经济在中国不仅必须走，而且走得通。走通以后，它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只会巩固，不会削弱，也就是说坚持社会主义的同时可以发展商品经济。倒过来，大刀阔斧地发展商品经济，只能够强化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相反。两位“九段”在珠江三角洲的擂台上对垒，新观念、新提法、新思路、新火花层出不穷，源源不断；南北反差、城乡区别、今昔对比、中外比较，左右逢源，旁征博引；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史学融会贯通，相互印证，把一个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珠三角”如庖丁解牛一样条分缕析，又上升到理论高度，立体而又鲜明地树立在成千上万记者的面前。

说它是新闻，不像；是评论，不像；是报告文学，不像；是学术论文，也不像；然而“四不像”中又融合了四者的长处与优势，这是记者纵论天下风云的一个全新创造。

“四不像”在精神市场上引起了又一轰动。当天的《粤港信息日报》被一抢而空，加印了3万份，又被一抢而空。于是该报编辑部开了报界之特例，在10天之后于原版位置将《珠江三角洲启示录》全文再“发表”一次，又加印了5万份，当日报纸还是销售告罄。

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在看到当天报纸后，于夜间打电话给广州市市长黎子流：“你看到那篇对话了吗？很好！值得细读。”黎子流读后即打电话给作者之一的田炳信，称赞“对话好极了”！

中共中央组织部打电话到广东省，索要几十份载有“对话”的报纸，以备“学习研究。”

与此同时，各省市驻广州办事处，不约而同、争先恐后地将此文视为重大信息，以特急件方式传给本省主要首长。

嗣后，在长达十个多月的时间里，十几个省市或在省府《每日快报》上（河南等省）连载，或报纸以全文转载（广西、福建等省）。内蒙古几大报纸全文转载了该文之后，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还将文章列为参阅文件，印发与会代表学习。

新闻策划的高手们，在大趋势的舞台上纵横驰骋，引爆了一颗“观念原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