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原版《谋事在人》一书的后记，再版时为纪念作者谭启泰先生特作为序言放在前面。而谭先生的夫人游日英女士听说《谋事在人》再版特撰写的纪念文章，则作为本书后记。

这本书的写作冲动，早在一两年前就有了。只是本书的主人翁近年来“天马行空”，忽往忽来，“神龙见首不见尾”，难得有一个完整的时间与之坐下来好好长谈几次。

记得1986年，我从上海调到广州才一年多，当时正担任《南风窗》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忽然有一天从报上看到《广州经受三次冲击更有生气》的煌煌大稿以及内参上《广州的第三次交通高峰》等文，其居高临下的观察力和气势不凡的文笔，令我们这些自命为“新潮”刊物的记者、编辑们也为之动容。王志刚（当时还未改为“纲”）这个“新闻独行侠”就这样贸贸然闯入了南国的新闻空间。

然而当时我们对“三次冲击”的提法并不以为然，为此还在“每月讨论一个敏感话题”的“平民研讨会”上组织了一次带有争鸣性质的讨论会，将纪要公开发表在杂志上。

谁知此后不久，就听说王志纲（已改为此名）调来新华社广东分社加强报道。果然，《放眼向洋看世界》一类大稿重拳出击；“王志纲”的名字很快覆盖了广东一些主要的报纸阵地。我立即交代有关的责任编辑，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把王志纲挖过来当我们的“特约撰稿人”。

1988年年初，编辑小钟兴奋地向我报告：抓到了王志纲的一条“大鱼”——报告文学《百万移民下珠江》，全文近一万字，问题是《广州日报》也在争夺此稿，但其版面有限，只能删减成五六千字。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套”住大手笔的机会，阅读文稿后更感到此文既有丰富的材料、独特的观察，又有深入的解剖、理论的分析，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稿。当即决定拆下马上要付印的版面，急忙换上《百万移民下珠江》。此后不久，国内最具权威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此稿，这证明我们的判断还是对头的。

这年年底，听闻王志纲因写《中国走势采访录》而遭广东一些人之非议，我主动约他长谈了一次以了解真相。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王志纲当时还住在分社办公楼的一间小房内，狭小的空间塞满了书架，夫人与一对“骐骥”儿均未迁来，颇有一些孤独冷清的意味。

然而，随着王志纲的滔滔雄辩，时代风云思想、闪电改革波涛扑面而来，一个在中国社会纵横大坐标上下求索的勇敢者形象，拨开迷雾渐渐呈现了出来。

我是读新闻学出身的，我知道在中国新闻学的核心实质是政治学，毛泽东也主张“政治家办报”，但解放以来真正敢于纵论天下风云、探索社会坐标而且挺身而出向中央进言的记者，又有多少个呢？！王志纲是学政治经济学的，他自称是一个“方法论迷”。也许，正是他从《资本论》中学到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无情的真理之剑，突破了“明哲保身”的传统束缚，从而出乎意料地影响了历史进程。

那一次长谈的成果是我写的《探索中国坐标之谜》一文。此文在《南风窗》发表后，除了祖国大陆及港澳地区，美国、西欧、东南亚等地的报刊也争先恐后地予以连载或转载，形成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此后，王志纲十分自然地成了本刊的“九段”作者之一，他的《市委书记与“倒爷案”》、《邻粤诸省议广东》、《中国“食林外史”》（长篇连载）等有分量的专稿，均是选择《南风窗》为首发之地的。再后来，他的一些锋芒毕露的社会问题对话，诸如《市场大潮推出千年变局》、《“民工潮”思辨录》，也刊登在我们的杂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