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教育是指以科举为重心的教育,即以考促学、以考促教的教育,也可以说是考试领导下的教育,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应试教育”。不过,科举教育虽以应试为中心内容,却包含了提高文化素质、促进知识水平提高的内涵。科举与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作为一种古代的考试制度,科举制牵涉面很广,性质至为复杂。科举首先是一种文官考试,但也具有教育考试性质。科举是一种考试取士制度,学校则以养士为目标。取士与养士两者互为依存,取士必有赖于养士,二者不可分割,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从《新唐书》立《选举志》以后,历代正史《选举志》皆包括了科举和学校两方面的内容。研究古代教育、学校,不能不言及科举,同样,论说科举也不能绕过古代学校教育。
如何处理好学校育才与科举选才的关系,是历代一直困扰着统治者的难题。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大体而言,隋唐以后各个朝代初期都重视学校教育,或至少是学校与科举并重,但久而久之学校日渐被轻视,教学往往流于形式,而科举的地位在社会上越来越显得突出崇高。这种由重学校转变为重科举而轻学校的演变过程,几乎成为历代学校与科举互动发展的一般规律。明清两代为了协调学校与科举的关系,将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整合为一条龙,使学校科举化、科举学校化,二者浑然一体,难分难解。在明清科举考试系统中,乡试以下的府州县试就是入学考试,岁试和科试则是学校教育进行过程中和结束阶段考核选拔人才的重要环节。在以入仕为士人实现人生抱负的唯一途径的传统的中国社会,科举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有效的指挥棒,因此,学校教育必然要受科举的制约和影响。从唐宋至明清学校与科举的关系的演变,体现出中国古代科举与学校的轻重消长关系,遵循着一种从离散到聚合的发展规律。
在科举时代,办学的目的是“储才以应科目”,学而优是为了仕。除了很短暂的例外,1300年间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学校的学生,只有通过科举才能走上仕途,科举考试成了学校教育的强大指挥棒,指导和操纵着学校教育的发展方向。科举成了学校的目标,考试内容便成为学校的教学内容,取士标准自然成为学校的培养标准。学校追求的是中举及第率。官学如此,民间私学绝大多数也以应举为办学目标。即使是书院,也是因科举盛而产生,随科举废而消亡。清代一些大书院也分配有科举生员的名额,甚至有所谓“洞学科举”的名目。纵观千余年的中国书院史,书院与科举关系密切的是长期的、普遍的,而较不重视科举的书院是短暂的、少数的。总体而言,科举确已成为当时整个教育的重心。
到了清末,学校完全沦为科举的附庸,官学往往形同虚设,科举的向心力大到严重地阻碍新式学堂的建立与推广,以至于不推翻科举就无法真正普及新教育,最后不得不废科举以兴学堂。穷原竟委,科举因学校而起,又因学校而废;书院因科举而兴,亦因科举废而导致脱胎换骨的转型。二者具有休戚相关、兴衰互动的特征。废科举促使中国教育走上近代化也即西化的道路,但科举制的长期实行使中国人养成了一种重视考试的“遗传性”。现代高考制度和自学考试制度的创立都与科举考试重视公平竞争的传统有关,而现代教育中的应试教育(所谓的“科举幽灵”)也与科举传统密切相关。
三、科举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