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不仅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而且还作为媒介传播了中华文化。在造纸术发明之后，这项技术就开始了向其他地区传播的历程。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载体，造纸术的传播史可以被视作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华美篇章。造纸术作为一项造福全人类的发明成果，首先受益的是与中国文化、经济交流密切的东亚国家。中国纸早在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就已经传入朝鲜半岛。当时朝鲜半岛处于百济、新罗和高句丽三国控制之下。三国都通行汉字，因地理优势，大约在3—4世纪，造纸术就由移居朝鲜半岛的汉人工匠传到与中国接壤的高句丽。[6]百济和新罗也通过海上交流获得了中国的造纸术。唐朝时，新罗在唐朝的支持下灭亡百济和高句丽，之后新罗多次派人来大唐学习造纸术，其生产的楮皮纸“鸡林纸”因质地精良，受到中国文人的喜爱和推崇。同样与中国陆上相邻的越南地区，也一直深受历代中国的影响。汉末社会动乱，大批中国人到越南避难，带来了中国的文化和生产技术，至迟在3世纪越南北部已能够造纸。[7]此后，越南常将其所产的优质纸张作为贡品，进贡给中国。而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也较早就掌握了中国的造纸术。南北朝时期，中国和日本频繁交流，隋朝时期大批日本使臣、学问僧人前来中国，中国人也东渡日本，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从中国引进造纸术。[8]到宋朝时期，日本所造的纸还因其质地光滑平整流入中国，宋人罗浚《宝庆四明志》中记载：“日本即倭国，地处极东，近日所出，俗善造五色笺，中国所不逮也。”[9]地处南亚的印度，在唐朝时期与中国的频繁交流过程中，一些纸和书卷流传到了印度。根据西北丝绸之路出土的梵文纸本写卷推测，造纸术传入印度的时间早于11—12世纪，但也不会早于8—9世纪。[10]造纸术传入尼泊尔、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南亚其他国家的时间当与传入印度的时间大体相近。

从造纸术在东亚、南亚等地区的传播来看，深受中国汉字文化圈影响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由于地理及文化上的便利条件，在中国发明造纸术之后很快就掌握了这项技术，并且结合自身地理条件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创造出具有自己国家特色“本国品牌纸”。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优秀纸张回流到中国，满足了消费者对不同层次纸张的书写需求。可以说，中国造纸术的传播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在与周边国家密切互动中，实现了双向传播，共同推进技术的进步。但同时也必须承认的是，作为造纸术的发明国，中国的造纸技术自身也通过不断创新来保持较高的水平，特别是纸的应用领域之广、品种之多，在整个前工业时代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20世纪初，在新疆等地区发现的西汉麻纸，不仅将纸的发明时间大大提前，还大致勾勒出了中国造纸术向中亚和西亚以及北非地区传播的路径。751年，一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方帝国间的战役最终促成了造纸术向西方的传播。唐天宝十载（751），唐朝与大食（阿拉伯）在中亚的怛罗斯用兵。唐军大败，数万人被俘，其中有一部分是造纸工人。这些工人被带到中亚重镇撒马尔干（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也就在这一年，撒马尔罕的纸厂在中国工人的指导下开始生产麻纸。随后，随着阿拉伯势力的延伸，造纸术逐渐向西亚、北非传播；9世纪，阿拉伯半岛出现造纸厂；10世纪，在开罗出现了非洲第一个造纸厂。这些新建的造纸厂，成为向欧洲输送纸张的重要基地，当时的欧洲虽然已开始使用纸，但并不会造纸，只得花费大量金钱从阿拉伯的造纸厂购买。9—10世纪，西班牙成为最早开始造纸的欧洲国家，之后造纸术向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俄国、英国等国家进一步传播。1568年，法兰克福出版的《百职书》记载了当时欧洲的造纸技术，其设备和工艺流程与中国传统造纸术基本一致。到17世纪时，欧洲各国基本上掌握了造纸术。然而当时欧洲的造纸技术还只能达到中国宋朝的水平，其所造的纸大多数质量低劣，使用范围十分有限。为了解决此问题，法国财政大臣杜尔阁还曾想利用当时驻北京的耶稣会教士刺探中国的造纸技术。乾隆年间，曾供职于清廷的法国画师、耶稣会教士蒋友仁将中国的造纸技术画成图寄回了巴黎，这才使得更为先进的中国造纸技术在欧洲广泛传播开来。这些新传入的造纸技术和原理弥补了欧洲传统造纸技术的重大缺陷，令欧洲的造纸技术理念、工艺、设备以及原材料采集实现了根本性转变，也拉开了欧洲近代机器造纸技术革命的序幕。

来自中国的纸取代北非、欧洲延续几百年的莎草片和羊皮卷，是因为相较于这些书写材料，纸的书写性能更为优越且更易于获得。这种显而易见的益处对于钟情书画的中国具有现实意义，也同样解释了其他地区更加青睐中国纸张的原因。而对于处在黑暗中世纪的欧洲来说，纸所带来的意义更为深远。造纸术的出现，进一步推进了文化的传播，促进了文艺复兴的兴起与发展，从而为西方文明的书写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