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1月1日，奉临时政府令改用阳历的张謇对于新政权的许多做法不无异议。关于改元一事，即认为：“以名义论，既不用阴历，不当复言月，当云某号某日，以号代月。”被推为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也觉得“时局未定，秩序未复，无从言实业也”。而“与孙中山谈政策，未知涯畔”。[29]辛亥十二月一日（1912年1月19日），家庙行礼，张謇写春贴“民时夏正月，国纪汉元年”；“晋以武兴虞不腊，周于农用夏之时”。可见其对时局的看法。他希望南北和谈成功，免予战事，对汪精卫极盼和局成就为人民幸福，觉得“此君解事可喜”。（663）因为汉冶萍与日人合资事，张謇与孙中山、黄兴等意见分歧，便以“前不能参预，后不能补救，自劾辞职”。清帝退位，张謇认为“大局定矣，来日正难”。（664）孙中山解职，张謇许以“设继清帝逊位后数日行之，大善”。（666）凡此种种，都显示在最后时刻抛弃清政府的立宪党人，对于革命党还是心存芥蒂。
民国元年，张謇刚好六十岁，生日那天，“时代已更，衣冠都简，烦缛较省”。（668）他倡建敬老院，贺寿的钱物均移作建院费。他对革命党人显然怀有恶感，对北京政府期望亦不高，虽然不能忘怀于政治，更多地还是愿意从事工商实业和社会慈善活动。
目前所见吴虞的日记一开始就是用皇帝纪年，所谓皇帝，其实是黄帝。他知道南京临时政府从1912年1月1日起改用阳历，可是日记仍然沿用阴历。吴虞不是绅，甚至没有士的身份，他进过书院，也留过学，至多算是新知识人。辛亥除夕，历经劫难的吴虞希望厄运过去，来年大吉大利。[30]进入民国的吴虞，准备半日看旧书，半日看新书，大量密集地温故知新，阅读范围包括政治、教育、经济、法律、哲学、社会学、历史、历代典籍。他继续参与组党活动，或许由自己的遭遇，所拟政进党政纲六条，第一条为完成民主宪政，后两条是提倡世界道德，改良家族宗教，并出任《政进报》主笔。又参与万国改良会。社会党发起人也拟推其为“党长”。
新纪元未必万象更新，但也有不少新气象。民国小学废止读经，初小男女可同校，“皆渐趋于新矣”。（24）看报见孙逸仙“孔教批”，“反对孔丘，实获我心。四川反对孔子，殆自余倡之也”。（36）尤为关注法律方面的改革，认为“孙逸仙以改订法律为第一要事，可谓知本”。（24）他最早倡议的中央政府设法制局，编纂宪法及法律，也得以实现。其他如废止刑讯，中央法部颁布暂行新律，现行刑律废止，“真第一快事。去年新律后附暂行章程五条概行删去，尤快也”。（39）成都一疯子殴死其父，拟办永远监禁。法部驳下，谓精神病者无罪。吴虞认为“此家族制度将消灭之征也。然成都人惊矣！”（66）因为此类事在前清非但不会从轻发落，甚至可能加重判刑。[31]
清季因为讼事，吴虞结怨不少，这些原来的当道者进入民国后多成社会对立面，而新政权对于吴虞较为维护，这让他感觉顺心。刘师培告以川人较南人迟十年，则使之觉得有责任破除茫昧。吴虞认为：“中国论理之文，以周秦为善，以言论思想极自由也。自汉以来，儒教既盛，惟纪事言情之作多可观。而论理之文，遂束于儒教一孔之见，不敢发舒。晋宋佛老大行，颇能持论，然多属单篇，不成专部，较周秦诸子固终逊一筹也。太西学说，则胜于古，最近者亦最有价值。亦因古代宗教专制，今日思想言论自由也。”（69-70）他先后撰写发表了《共和政治利弊论》、《共和政治论》等政论文。不过，家庭负累甚大，又让吴虞对现实颇多抱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