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前面的探讨可以看到，清代江南社会并不是停滞、没落的社会，它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对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做出应答，而且这些应答也并非不切实际或不具成效。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时人对瘟疫的认识在清代取得了重大发展。有清一代对瘟疫的认识出现了两次重大的变化：一是明清之际“戾气说”的提出和发展，二是清末西方病菌学说的传入和为人所接受。吴有性是明末清初人，反映其“戾气”学说的《温疫论》虽成书于1642年前后，但其影响所及，则几乎完全是在清代。同时，清人在吴有性已有认识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们弥合了吴对时气和戾气的过度割裂，认为戾气即疫气是由暑湿燥火等四时不正之气混入病气、尸气以及其他秽浊之气而形成的，并进一步密切了疫气与“毒”之间的关系，明确了“地气”和“天气”间的区别。这些对“戾气说”的补充和完善无疑促进了传统医学的发展，同时也使对瘟疫病原的认识更加接近现代认识。另外，在伏气与新感、瘟疫的相关因素以及瘟疫的传播途径等方面，清人的认识也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至于后一方面的变化，虽然病菌学说的发明和传入与传统医学并无关系，但他之能被国人接受并被部分融入传统医学思想和治疗中，则应该与传统医学的积累和发展有关。
第二，随着瘟疫的增多和环境的变化，时人的预防、卫生观念和行为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由于环境污染问题的日趋严重，社会和官府合作共同保护环境的行动在江南的中心地区应运而生。嘉道以后，由于水质状况的恶化，改善水源公共卫生的意识也随之加强，不少原本出于别的目的的行为也逐渐加入卫生方面的考虑。到晚清，在西方思潮和制度的影响下，时人还丰富、发展了“卫生”一词的含义，在原有养生意义的基础上，增加了对人们生活和劳动环境的管理和改造等现代内容。卫生行为和卫生管理制度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动，这些变动除了因引进西方科学和技术成果而产生的（比如自来水、细菌学说引入对个人和公共卫生方面某些认识的修正等）之外，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卫生事业逐渐由个别的、自为的、缺乏专门管理的行为转变成系统化的、有组织的、纳入官方职权范围的工作。在人工免疫方面，国人不仅发明并推广了人痘施种术，而且在牛痘传入后，促使其得到了甚至比欧洲还顺利的推广和普及。
第三，官府和社会对疫病救疗活动的发展。与宋元时代相比，明清特别是清代国家在医疗政策上表现出明显的退缩，基本上缺乏相关的制度性建设。不过，清代江南活跃的社会力量、充裕的社会医疗资源不仅在疫病救疗方面事实上弥补了国家的消极，而且还比过去更具实效。这些优势在导致大量民间救疗行为和设施出现的同时，还进一步促成了当地官府在没有朝廷的规定和皇帝指示的情况下，从道义和责任的角度出发开展救疗活动。救疗既包括临事性的举措，也有日常的设施。虽然就其形式来说，它们基本都不是清代才出现的新事物，不过，乾隆中期，特别是嘉道以降，出现了日常的救疗设施渐趋增多的趋向，在这一变化中，除了数量增加和同治以后专门的医药局突然大量出现等内容外，这些设施在内涵上，比如经费来源、救疗功能和慈善色彩等，也出现了若干重要的变化。开始依靠稳定而具有灵活性的经费来源（比如丝捐、铺捐等），并通过收取号金的方式尽可能减少资金缺口，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方向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未必会直接导致近代医院的出现，但至少，在社会医疗资源上，为近代医院的推广和发展准备了必要的基础。
第四，请神祈禳虽仍是普通民众面对疫病非常重要的反应，不过这些活动并不一定妨碍对医药的依恃。随着医疗水平的发展和医疗资源的日趋社会化，民众对医药的信任和求助也渐趋增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