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社会行动理论的首倡者和理解社会学的奠基人，20世纪伟大的社会学大师，近现代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其学术地位可与19世纪的卡尔·马克思（KarlMarx，1818—1883）相提并论。达伦道夫（RalfDahrendorf，1929—2009）曾指出，只有韦伯思想学说与现今的问题还维持着普遍的联系，这一点就足以奠定他在学术史上无可取代的权威地位。韦伯“以社会行动作为其研究的基点，运用其解释性的理解和因果性的说明，辅之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的立场，通过其所建构的理想类型，对人类社会从古到今的各大世界文明之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宗教等做出了细致入微的检视，同时对他的时代及他的国家做出了某种诊断”[1]，其中当然涉及了包括自身在内的德国知识分子阶层及其大学的现状与发展。英国人帕金曾经指出，“韦伯就像几乎和他完全同时代的涂尔干一样，在任何一套专讲‘重要社会学家’的丛书中都应占有一席之地。不论在哪里讲授社会学，他的名字总是跟涂尔干和卡尔·马克思结合在一起，被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的神明”[2]。作为“现代欧洲文明之子”的韦伯，既领悟了德国特有的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的精髓，又深受欧洲科学精神和实证思潮的熏陶，毕生探求着西方社会“所以如此而非如彼存在”这个高度复杂的问题。
韦伯的青年时代即19世纪末期，正是德意志民族国家统一、大学快速发展的时期，是欧洲其他国家及美国大学纷纷向德国大学模式取经的年代。此时，德国在俾斯麦（OttoVonBismarck，1815—1898）“铁血政策”（1862）的统治下，德意志于1871年进入了帝国时代，统一后的德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政治障碍，中央集权制的建立使中央政府对经济、军事、文教等领域的干预越来越多，国家的干预成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和重要原因。同时，德国政府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颁布了一系列帝国教育法令，并于19世纪70年代完成了教育改革。在高等教育方面，19世纪初施莱尔马赫、费希特和洪堡的大学改革以及柏林大学的建立，使德国成为当时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学术自由与自治在德国蔚然成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大学给德意志帝国带来了极大的荣誉，被美国教育家弗莱克斯纳称为“帝国王冠上的一颗宝石”。一方面，尽管有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但“大学得到高度的发展，更接近自治，受到极大的尊重，并发挥了广泛的影响”；[3]但另一方面，由于几乎完全受国家资助，大学又已不再是完全自治的机构，并逐渐完成了世俗化的过程。俾斯麦上台后，希望大学能更好地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服务，采取了中央集权政策，对大学的控制更加显著，过多的国家干预损坏了大学自由与自治的精神实质。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韦伯非常钦佩俾斯麦的政治成就，但他又把这种“铁血政策”视为德国政治不振的根源，因为它既毁坏了已有文明，又不容许任何新的文明诞生，给德国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德国民众面对政客的花招以及强大的官僚机构，由于缺乏自尊和责任感；丧失了独立的判断能力。同样，韦伯在考察当时的德国大学的时候，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德国大学及其学者失去了作为学者的尊严感。如同政治领域一样，他们被阿尔特霍夫（FriedrichAlthoff，1839—1908）[4]这样的强权人物所愚弄，学术在引诱、欺骗、蛊惑中走向腐败。因此，韦伯认为，德国大学的教授们在自欺欺人，幻想学术自由依然会存在于那个充满重重束缚的领域，对皇帝和政客们墨守成规的做法，教授们由于追逐名誉、屈从专制、趋炎附势而浑然不觉。对此，韦伯深有感触，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撰写《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中立”的意义》（1917）、《以学术为志业》（1919）等对社会科学影响深远的论文。在德国大学体制发生深刻变化的年代，韦伯一方面表达了自己捍卫大学“学术自由”的勇气和责任感，另一方面表达出自己对大工业生产给德国传统大学体制带来巨大冲击所持的矛盾心态：既为教育行政体制的日益官僚化，即政府对大学教师职位人事权的干涉导致学术自由的丧失而深为忧虑，又不满传统学术圈内行会性质的教授自治。尤其当韦伯看到美国大学极具竞争性的“助教”体制更具有活力，更能促进学者之间竞争的时候，他更是痛惜科学和技术的局限性，成为近现代史上对科学价值信仰最深刻、最动人的告白，他郑重忠告德国民众与学者：只有保持个体责任感和团体自尊感才是保证大学正常运作与学术繁荣及其社会功能正常发挥作用的前提和条件。在韦伯逝世后的20年间，也正是德国纳粹如日中天之时，德国大学及其众多学者对纳粹当局的屈从与沉默，似乎可被看作当年韦伯做出关于德国学术界对政要卑躬屈膝、品行堕落的判断的确实证据。[5]
[1] 尹广文.韦伯社会学中的理性化思想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07.60.
[2] 同上书，第1页.
[3] 转引自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79.
[4] 1882年任普鲁士文化部顾问，1897—1907年间任文化部高等教育局局长。他认为，洪堡大学观过于理想，国家对于学术自由不仅仅是威胁，更可能是一种呵护。韦伯则认为，“贝恩哈德事件”是普鲁士教育部第一次不经过柏林大学教授评议会认可，自行任命贝恩哈特为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背后隐含事实是：当普鲁士政府见到不顺眼的学者占据了教授职位时，就会任命一位迎合政府政策的人为教授。通过这种任命既可以消除前者的影响力，且含有对前者惩罚的意思，因而后者所取得的职位称为“惩罚教授”。
[5] ［德］马克斯·韦伯.韦伯论大学［M］.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