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了这些成果，虽然上述有些著作得到了评论者的高度估价，但毋庸讳言，它们大都只是初创和探索的性质。其中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存在很大分歧。例如，是建立科学化的翻译理论，还是经验性、描述性的翻译理论？翻译活动究竟是科学活动，还是艺术活动？翻译理论是一种文艺学理论还是一种语言科学的理论？翻译学理论建构中是归依西方翻译理论，还是强调中国特色？抑或将两者结合起来？结合的话又如何结合？译学理论和翻译实践是什么关系？翻译理论能否指导实践，与实践如何结合？翻译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如何处理？不同专业和领域的翻译活动性质不同，能否建立笼统的“翻译学”？是建立“百衲衣”式的在有关学科的夹缝中生长的翻译理论，还是相对自足、自成系统的翻译理论？是建立涵盖所有翻译现象的翻译理论体系，还是只能建立有具体的语言文化针对性的翻译理论？这些都是翻译学理论建构中存在的对立与矛盾。从理论上说，这些矛盾应该统一起来，但实际做起来却相当困难。无怪乎有学者认为翻译学是“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14]甚至是一个“迷梦”。[15]
一般翻译理论是如此，那么文学翻译理论又如何呢？文学翻译理论应该属于一种“特殊翻译理论”。一方面它应该是翻译学理论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它应该是文学理论的一个分支，或文学理论的一种延伸、一个补充。在翻译文学理论方面，现有的成果分为两种，一种是将前人和自己的文学翻译经验加以总结和提升，提出了独特的理论命题，最有代表性的是翻译家许渊冲教授的“美化之艺术”论。对于这几个字的意义，他解释说：
你问我“美化之艺术”有什么根据，我根据的就是前人的理论和经验，不过应用于自己的翻译实践，再另加以发展总结，就形成了我的翻译理论。如“美”主要根据鲁迅在文字学上提出的“三美论”，“化”主要根据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提出的“化境”说，“之”主要根据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但移植到译论上来了。“艺术”主要根据朱光潜在《诗论》中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又是孔子说的话。除“美化之艺术”外，“三似新论”得益于傅雷的“神似说”，“再创论”得益于郭沫若说的“好的翻译超过创作”。由此可见，我的译论总结了中国自孔子到钱钟书的观点，并且加以发展。如文学翻译竞赛论就是一例。[16]
话虽不多，但蕴含却较为丰富。对这种翻译文学理论，许渊冲自己虽有阐述，但基本上属于经验总结和实践主张的层面，在学理上、逻辑上尚有不少可商榷之处，仍需要进一步修正与阐发。
方平先生在翻译文学理论的建构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在老一辈卓有成就的翻译家中，他是一位理论素质非常突出的不可多得的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翻译文学的文章，文章既富有逻辑力量，也富有个人的感情笔调，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和感染力。后来这些文章都收在他的文集《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诗人》一书，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列入“巴别塔文丛”中出版。他呼吁翻译文学要在艺术王国中有自己的地位，反对“好的译本就是消灭自己”的说法，赞同卞之琳先生提出的翻译要与原文“亦步亦趋”，反对“舍形求神”，认为翻译既要存形又要求神；他认为翻译文学不存在“理想的范本”，但优秀的译本是具有艺术生命力的，它“可以被超越，不会被淘汰”；他认为“文学翻译最高的‘美’是恰如其分”，而“精彩，并非译文唯一的追求”。这些看法，既是他个人的艺术体悟，又含有相当的科学性和理论价值。
许钧教授对于翻译文学批评做过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出版了《文学翻译批评研究》[17]和《译事探索与译学思考》[18]两部论文集，并曾组织和主持了《红与黑》不同译本的批评和争鸣，主编并出版了《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一书。他强调在批评中要注意克服“过死”（挑错）和“太活”（主观感想）两种批评偏向，提出了翻译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并在一系列翻译批评的文章中，贯彻自己的批评理念，将语言学的批评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为翻译批评做出了榜样。
另一种理论形态是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体系的著作。最早的较为系统的著作是张今教授的《文学翻译原理》[19]、刘重德教授编著的《文学翻译十讲》[20]、谢天振教授的《译介学》[21]、刘宓庆先生的《翻译美学导论》[22]、郑海凌教授的《文学翻译学》[23]、蔡新乐博士的《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24]等。其中，除了《译介学》中的几篇论文真正建立了“翻译文学”的本体理论，《文学翻译学》建立了文学翻译的本体理论之外，其他各书虽也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也存在一些显见的问题。例如，《文学翻译原理》作为国内最早的文学翻译原理方面的著作，在文学翻译理论方面有探索和补缺之功，可惜的是作者完全套用20世纪80年代前一般文学原理中的基本概念，如“思想性”、“真实性”、“风格性”、“内容和形式”、“民族性”、“历史性”、“时代性”等，甚至提出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翻译方法”、“真善美”的翻译标准等陈旧迂远的命题。实际上，假如翻译文学理论不能为文学理论提供新的独到的理论贡献，那么文学翻译理论就可有可无；假如将翻译文学理论完全放在现有的文学理论的体系框架中，那么翻译文学实际上只是给一般文学理论提供一点例证而已。从美学或艺术哲学的角度切入翻译的研究，很接近于翻译文学的本体研究，但现有的著作要么简单地将翻译学中的概念转换为美学概念，如将原文称为“审美客体”，将译者称为“审美主体”等；要么以翻译为借口，谈的却是西方美学与哲学，将翻译这样一种实践性很强的行为加以玄学化，将译本这种实实在在的文本存在加以抽象化，不是说清翻译、文学翻译是什么、怎么样，而是将翻译及文学翻译越说越“复杂”、越说越“高深莫测”，深入深出，由深入玄，不可自拔。施康强先生说过：“讨论翻译的文章越来越多，越来越玄，已从低级的语文层次进入文体学、语言学乃至哲学和宗教层次。”[25]此话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而且现在连这样的专著也出来了。本质上，这类书没有解决翻译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因此也已经不单是学术水平问题，而是一个文风学风的问题了。
总之，我们的翻译学及翻译文学的理论建构，已经有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最大问题之一翻译学过度依赖相关学科，如哲学、语言学、美学、文化学等，没有建立起一系列独特的翻译学的概念、术语和命题，没有建立起翻译文学的本体理论，更遑论翻译学及翻译文学的理论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充分总结中国翻译史及翻译文学史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适当参照和借鉴国外翻译理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及翻译文学的理论，无疑应当是今后努力的方向与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