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严复为自己翻译出版的《天演论》写了一篇千余字的《译例言》。《译例言》共有七段文字，其中头三段这样写道：

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原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一、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一、《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1]

由于严复的“信达雅”只是有感而发，并未做现代意义上的严格全面的科学界定，后来的人们或解释，或阐发，或引申，或赞赏，或质疑，各抒己见，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但在基本含义的理解上，分歧不大，因为严复在上述文字中对“信达雅”含义的表述还是比较清楚明白的。

首先，严复认为，翻译要做到“信达雅”是很困难的事情。其中，“信”是最重要的，也是翻译中最困难的（“求其信已大难矣”），在确保“信”的前提下，又须求“达”，而求“达”正是为了确保“信”，不“达”也就谈不上“信”（“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为了做到“达”，就采取“达旨”的翻译方法，即要考虑到中文西文字法句法的不同，不是逐字翻译，而是把原文意义吃透之后“下笔抒词”，而这样做并不偏离原文的意义（“意义不倍原文”）。在做到了“信”和“达”之后，还须求“雅”（“信达之外，求其尔雅”）。因此，“信达雅”三者虽有前后主次之分，又是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其中，严复所说的“雅”，是指桐城派的先秦笔韵。对传统的士大夫阶层而言，“汉以前字法句法”才算“雅”。他提倡“雅”，其目的是使中国的传统士大夫阶层能阅读译本，理解接受西方学术理论，以实现翻译的目的。

其次，严复认为他的“达旨”的翻译方法“实非正法”，不足使后来者效法，“学我者病”。但他又明显地暗示“信达雅”应该作为“译事楷模”，即翻译的基本原则和标准。他引经据典，说明“信达雅”的要求是自古有之。他引《易经》中的“修辞立诚”一句，显然是要说明“诚”字与“信”字同义，“诚”就是他所说的“信”；引《论语》中的“辞达而已”，是说明孔子早就提出了“达”，又引《论语》中“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一句，是要说明译文也要有“文”、“文采”，也就是他所说的“雅”。这样一来，“信达雅”三字皆是先贤古训，其来有自，三者是写文章的正轨，也应该成为翻译的基本原则标准（“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