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窜译”，即改译。“窜”者，改动也。窜译，就是对原作加以改动的翻译，而改动的主要手段就是添削增删。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并没有人提出“窜译”这一概念，而是用“达旨”、“豪杰译”、“未熟的直译”等不严密的、甚至比喻式的称谓来指代“窜译”；有人称为“编译”、“译述”，但细究起来，“编译”、“译述”只是“窜译”的表现之一，虽能部分涵盖“窜译”的含义，但不能涵盖它的全部意义。当代学者中还有人用“意译”来指称对原作随意加以改动增删的翻译，结果导致了“意译”这一原本明晰的概念变得含混模糊，故不足取法。所以这里杜撰“窜译”一词，并非故意生造词语，而是为了使中国翻译文学的方式方法的界定更为准确和明晰。同时，“窜译”也不完全等同于“胡译”，有一定目的性、针对性的“窜译”不是“胡译”，而不负责任的、态度不严谨的“窜译”才是“胡译”，“胡译”是“窜译”难以避免的流弊之一，但“胡译”从来都不是什么“翻译方法”，而是一种“不得法”的乱来。

在中外翻译史上，“窜译”作为一种翻译的方式方法是普遍存在的。而且特别存在于文学翻译中。一般来说，宗教翻译由于对经典抱有敬畏和虔诚之心，无论是讲究“质朴”还是讲究“文丽”，强调“直译”还是“意译”，一般都不至于对原作随意地加以改动增删乃至改作。但文学翻译则有不同，在中外翻译文学史上的某些特定时期，“窜译”可能是翻译的主流方法。例如，在西方，古罗马时代的翻译家以战胜者、征服者的姿态来翻译古希腊的作品，强调“与原作竞争”而不惜对希腊原作肆意加以改动，以显示罗马人“在知识方面的成就”。日本明治时代的翻译家们，如坪内逍遥、黑岩泪香、森鸥外等，也普遍增删和改动原文，号称“豪杰译”。而在中国清代末期的翻译文学中，“窜译”则是普遍被运用的基本的翻译方式与方法。“窜译”的翻译方法在清末的翻译中，表现为“达旨”和“豪杰译”。

所谓“达旨”，是严复提出并实践的一种翻译方法。他在《天演论·译例》中说：

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原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1]

可见，“达旨”的方法在具体翻译中是对原文字句“时有所颠倒附益”，而不是“字比句次”的逐字翻译，并且在译者认为必要的时候“取便发挥”。而这样做又为的是“达旨”，即传达出原作的核心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严复并不把这种“达旨”的方法看成是严格的“笔译”，而是承认它“实非正法”，不值得后来者效法。这表明，他将翻译方法分为两种，即“笔译”和“达旨”，并对两种不同翻译方法有着清楚的区分。严复不仅在翻译《天演论》的时候使用“达旨”方法，如在后来翻译《名学浅说》的时候，他交代自己在翻译时，对“中间义旨，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2]1901年他在翻译《原富》时，虽然“于辞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益”，不过有些地方“文多繁复而无关宏旨，则概括要义译之”。[3]众所周知，严复所做的是学术著作的翻译而非文学翻译，但他对“达旨”和“笔译”两种方法的区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虽然严复声称“达旨”法不足仿效，“学我者病”，但对包括文学翻译在内的翻译活动都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