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广播电视大学，是在中国发生历史性转折的进程中，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而做出的重要决策。随着持续10年的“**”结束，特别是作为拨乱反正突破口的高考制度恢复，人民群众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如井喷般迸发出来，但在“**”中遭受重创的高等教育尚未恢复元气，不可能完全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面临巨大压力的高等教育必须尽快找到有效缓解这个矛盾的路径。而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看来，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必须尽快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培养更多专门人才，但基于“穷国办大教育”的基本国情，应该探索多快好省发展高等教育的新路子。同时，中国的独特体制使得广播电视大学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完成论证和筹办过程。广播电视大学的筹办过程首先是个政治动员的过程，也是作为当时的重要政治任务推进和完成的。而以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发端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成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问题大讨论，更为广播电视大学的创办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
邓小平亲自倡导和批准创办广播电视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揭开了远程教育发展的新篇章，李岚清认为“堪称教育发展史上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创造”。他指出：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决定立即恢复高考，大学开始招生。但那时百废待兴，积压多年的许多高中生仍无法进入高校就读，于是决定创办广播电视大学，使具有同等学力的青年，经过电大的学习和参加成人高考，取得大专学历。这在当时为这一大批青年的补课起了重大作用，做出了历史贡献。电大教育的成功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投资少、见效快、覆盖面广的新的教育模式。[5]陈至立指出：发展广播电视教育，是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尽快改变“**”后我国教育事业落后局面，与恢复高考、大量派遣出国留学生同时做出的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意识到利用电视等现代化手段开创新的远程开放教育模式，是扩大高等教育事业规模，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一条捷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并批准创办了广播电视大学。事实证明，广播电视大学为许多青年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培养社会急需的专门人才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6]
世界上第一颗实验性通信卫星和商业性通信卫星先后于1963年和1965年发射成功，而利用通信卫星发展电视教育，在国际上也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始现端倪。为了解决广播电视大学的播课手段问题，在当时国家财政状况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邓小平决定向国外购买一颗通信卫星。1979年5月17日，邓小平在谈到从美国购买先进科技产品发展电化教育时指出，原确定的电化教育方针不变，购买的电视设备要以彩色电视为主，要覆盖全国。可以看出邓小平对教育现代化的重视和不惜代价加速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决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