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感谢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南京市教育局、晓庄学校及陶行知纪念馆，是他们帮我搜集了材料，从而使我能写出这个在陶行知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我的目的是用现在的观点评价陶行知对中国和世界教育学所做的贡献。
为此，我必须在陶先生教育学中区分两个方面：一个是适应当时形势需求所产生的东西；一个是主要的方面，就是他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的贡献，也就是他的教育学的战略和策略。
陶行知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开始自己的启蒙活动的：在那里学龄儿童的大多数是被摒弃在校门之外的，而人口的90%是文盲。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不可能使人们在可预见的将来组织广泛的正规学校网。正确地评估形势之后，陶行知把希望寄托在非正规的教育上。我认为，陶先生的重要功绩之一，是利用教育学的实用原则来组织对儿童和成人的非正式的教育。晓庄学校进行的启蒙教育活动，就是鲜明的例子。
我认为，在分析像陶行知的教育学这样一种重大现象时也必须记住，他的观点是不断发展的，实践丰富理论，反之，亦如此。这一点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得出来。比如，从“教学合一”到“教学做合一”。南京师范大学丁明宽教授在题为《陶行知的教学论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一文中，论及了陶行知的观点的发展。丁教授确切地指出，陶先生还在第一阶段就宣传了下列原则：教师的责任不在于教，不在于教学，而在教学生学[2]；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3]。以后到20世纪20年代，陶行知又对这个提法加以补充：“事怎样做，就怎样学。”但是，在研究这种及类似的“生活教育”观点时，不能把它和陶行知当时与传统的书本教育作斗争这一事实割裂开，不能和他的其他教育原则割裂开。
看来，陶行知在育才学校时期的理论，要比他在晓庄学校时期的观点更深刻和更全面一些。这就是为什么在引用他在20年代所写的《教学做合一》等文章时，也应该记住他在30年代、40年代的文章，如《创造的教》、《创造宣言》、《民主教育》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清楚地认识到，陶行知是一个倡导包括德、智、体、美、劳五育在内的个性和谐发展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他坚持认为，如果缺乏即使是其中一个环节，那也就不可能形成有充分价值的个性。他的基本思想是：“教育为了生活，用生活来教育，教育为了推动生活前进”。他所强调的是教育的社会功能。当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争论什么是教育的基本功能的时候，回忆一下陶行知下列看法是非常有益的。他认为，应该把个性和“创造力”的发展置于生活教育的中心。只有通过发展和谐的个性，才能有效地实现教育的社会功能。
我支持丁明宽教授的看法。他认为，指责陶行知在早期反对传统教育而发表的方法论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这是没有根据的。还在3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在40年代，陶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在育才学校的教学大纲中则叙述了系统地掌握知识的原则。而且，作为陶行知方法论的组成部分的“在劳力上劳心”原则，可以使人确信，陶行知在理论上根本不是经验主义。陶行知在自己的著作中，坚持强调科学和科学知识在组织教学中的作用，他把他认为应该教给学生的文化钥匙之一叫作“科学方法”。
陶先生坚持强调，“科学是工业文明的母亲”，必须把科学成果应用到农业上去，在这一方面进行帮助，正是学校可以做得到的。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陶行知如何确定了学校在农村生活中的地位，把它定为中心机构，作为农村整个生活（包括文化和科学生活）的中心。他令人惊奇地确定了农村教育与所有方面的相互联系，确定科学、教育、文化的发展要直接与生产联系。我认为，他在这方面的活动，应该成为解决农村问题和农村教育问题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