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宝良主编：《陶行知教育学说》。该书是在董宝良教授的主持下，由数位高校教师共同进行的新尝试，力求对陶行知的政论和教育学说加以全面的阐述。作为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重要专论，该书突显出表述的系统性和诠释的缜密性。
周洪宇编：《陶行知研究在海外》。编者周洪宇博士是一位新生代教育学学者和陶行知研究者，在该书的绪论中综述了国际上陶行知研究的概况和各国的研究现状。除此之外，该书还汇集了一个较完整的海外陶行知研究资料要目及一系列各种外语重要论文的中译本。
另外，在陶行知诞辰一百周年（1991）和逝世五十周年（1996）之际，分别于北京和武汉召开了两次关于这位人民教育家的国际研讨会。会上宣读和上交的报告和论文分别来自中国、日本、俄罗斯、德国和美国，反映出中国和海外陶行知研究所达到的广度和水准，同时也显示出这位极富魅力的历史人物所引发的研究兴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在日趋增强。
自1980年以来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给经济领域带来了巨大变化，而且经济改革也与陶行知产生了新的关联，具体表现在他的教育理念被重新用于城市中的职业教育和农村地区的为消除贫困而发展教育。诸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里出现了很多陶行知职业学校，它们有些是新建的，有些则是由普通中学改组或更名而成，大都重新启用了陶行知为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制定的教学大纲。在乡村，尤其是在偏远的贫困地区，许多农村学校都采取了陶行知在晓庄学校及工学团施行的措施和办法，一方面解决经费和教师匮乏的困难，另一方面使发展农村教育与脱贫致富、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转型相结合。例如，山西省吕梁的贫困山区有1000多所农村学校开展了陶行知教育举措的实验，创立了“三位一体”模式，即所谓村学一体；普通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一体；教育、科研和生产一体。这个实验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极具说服力的成果。诸如，该地区人口中的文盲数量明显减少，而农业生产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许多其他省市地区受到这些成就的鼓舞，纷纷学习借鉴“三位一体”模式。[104]这些近期最新的发展变化意味着，社会上学习和研究陶行知及其教育学说的活动方兴未艾。
第三章 各国对陶行知的介绍和研究
一、亚洲
（一）日本
日本最初接触陶行知教育学始于1934年，[105]当时在日本求学的中国留学生访问东京池袋的“儿童村”时向日本朋友介绍了陶行知奇特的教育实验。这个“儿童村”是1924年由一批具有自由思想的教育家创办的，他们在大正时代（1912—1926）对德国赫尔巴特教育学进行了检讨。该学校依照杜威“教育以儿童为中心”的名言——当时德国教育界也应声发起了“一切从孩子出发运动”——将孩子作为自主的人置于其教育的中心地位。共同的教育思想取向拉近了中日两国的教育改革者，也促使东京儿童村与上海山海工学团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如互通书信和交流信息。陶行知主编的杂志《生活教育》和其他著作也随之传到了儿童村，之后那里又创办了学习介绍生活教育的刊物《生活学校》。在1935年元旦出版的创刊号上，牧泽伊平以“岸本达三”的笔名撰文介绍了中国的新教育运动，尤其是列举了陶行知的“小先生制”为事例，将陶行知的首创视为世界教育改革运动发展的新动向。该杂志的另一位出版人户塚廉（1907—？）在为这篇报道写的编后记中指出：“世界新教育运动在某些文明国家里，其出发点是观念主义、理想主义和精神主义的。中国生气勃勃的教育运动则与之根本不同，其举措皆是从整个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为前提。”[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