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文学时期的刺客、复仇戏
在现代文学时期历史题材改编话剧中刺客、复仇剧数量较大，以刺客为题材的改编作品有14部，其中取材于《战国策》、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的荆轲、聂政和豫让戏有12部。刺客戏以刺杀个人为核心，其动机大约有三种。
第一，士为知己者死。如聂政刺杀侠累，即为严仲子的真诚所动，代他去报睚眦之怨。在现代剧作中关于聂政刺侠累事件的改编有5部作品，即胡开瑜的《聂政》和郭沫若《棠棣之花》系列作品。根据郭沫若的描述，他在1920年至1925年发表的关于聂政的话剧，不过是《棠棣之花》的片段。即1920年的《棠棣之花》——“在一九二〇年的十月十日《时事新报》的《学灯》增刊上把第二幕发表了，”1922年的《聂母墓前》——“在一九二二年五一节《创造季刊》的创刊号上把第三幕发表了，”1925年的《聂嫈》——“即现在的《棠棣之花》的最后两幕”。[1] 最终郭沫若于1941年完成《棠棣之花》。
第二，受人之托刺杀皇帝以救国家，如荆轲刺杀秦王、大力士椎击秦始皇。现代剧作家关于荆轲刺秦王事件的改编话剧约有7部：李之常的三幕剧《荆轲之死》（1921），顾一樵的四幕剧《荆轲》（1925），林文铮的三幕剧《易水别》（1932年创作，1933年出版），胡开瑜的六幕剧《荆轲》（1934），张匡的两幕剧《荆轲刺秦王》（1935），王泊生的《荆轲》（1936）和鲁青的独幕诗剧《易水》（1948）。而刺杀秦始皇的故事，只有漫铎改编的《博浪沙》一部。
第三，为死难者而刺杀关键人物，如杨娥刺杀吴三桂。阿英的《杨娥传》所写的杨娥，本身即是一位有武功的女子，在闻听丈夫殉难，南明王被鸩杀后，她对于亲人和所忠诚的明皇帝都要有个交代。这里有一个罪魁祸首——吴三桂。因之杨娥凭借着武功化身为刺客，既要去报丈夫的仇，又要去报明王的仇，前者是家仇，后者是国恨，因为这种复杂目的，杨娥的复仇才少了些稚嫩气，而多了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气。关于杨娥的改编，现代话剧中只有阿英改编的《杨娥传》一部。而豫让刺杀赵襄子，也只有李朴园改编的《豫让》一部。此外，还有剧作家为了推进剧情的需要，而在剧作中加入的刺杀情节，如谷剑尘的《岳飞之死》中，加入了“倪狱官的女儿四喜刺秦的一件事”。[2]
这类作品沿用了任侠使气的脉络，采用点对点的复仇原则，如聂政刺杀侠累，是报严仲子与侠累的仇怨，而荆轲刺杀秦王，虽然荆轲刺秦背后承载着燕国的兴亡，但太子丹选用的方式不是举国之力，而是用刺客挟制秦王的策略。
复仇戏的另一种类型则是将家国之恨结合在一起，采用的方式不是刺杀某一人，而是通过国家政体的颠覆，实现复仇的目的。在现代剧作中有两个题材得到改编，一是伍子胥复仇之事，将杀亲复仇与国家利益相交叉。伍子胥通过别国的力量杀掉楚王，帮太子建重夺王位，这本来有复国的意味在其中，但由于伍子胥用钢鞭鞭尸以泄怨愤，使历史中更关注其杀亲寻仇的一面，而忽略了政治斗争的一面。伍子胥之事在现代文学时期只有杨晦改编的《伍子胥》一部。二是越王勾践灭吴国之事。这一题材由于涉及越王卧薪尝胆的奋发之力，献美女以媚夫差的策略，且最终以举国之力灭掉了夫差，其题材具有极大的延伸空间。因此，现代剧作家的改编有6部之多。如熊佛西的《卧薪尝胆》，林文铮的《西施》、舜卿的《西施》，顾一樵的《西施》、孙家琇的《复国》（《吴越春秋》）、聂绀弩的独幕剧《范蠡与西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