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画史上除用“体”来划分不同风格流派外，还有用“家”、“派”、“样”的。其中明代何良俊的“行家”、“利家”说和董其昌的山水画“南北二宗论”最具代表性，而且是中国绘画史上比较复杂的问题。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两说进行一些简单考察和分析。首先来说说何良俊的“行家”、“利家”说。

“行家”、“利家”是从画家的分类提出来的。在中国画史上，东汉末年画家就被分为职业画家和业余画家两类。职业画家主要为政府奉仕、为天子作御物的画工，如毛延寿。业余画家主要是士大夫、文化人，他们不是专门为政府奉仕的画家，如张衡、赵岐、刘褒等。随着时代的发展，职业画家中就多了画院的院画家和民间画工，而业余画家也逐渐演变为画院以外的文人画家。从其画作来讲，前者称为“院体”，后者叫作“士体”。明代的何良俊又将文人画家称为“利家”，把职业画家称作“行家”。他在《四友斋画论》中写道：

我朝善画者甚多，若行家当以戴文进为第一，而吴小仙、杜古狂、周东村其次也。利家则沈石田为第一，而唐六如、文衡山、陈白阳其次也。戴文进画尊老用铁线描，间亦用兰叶描。其人物描法，则蚕头鼠尾，行笔有顿跌，盖用兰叶描而稍其法者，自是绝技。其开相亦妙，远出南宋以后诸人之上。山水师马、夏者亦称合作，乃院体中第一手。石田学黄大痴、吴仲圭、王叔明皆逼真，往往过之，独学云林不甚似。余有石田画一小卷，是学云林者，后跋尾云：“此卷仿云林笔意为之，然云林以简，余以繁。夫简而意尽，此所以难到也。”此卷画法稍繁，然自是佳品，但此云林觉太行耳。衡山本利家，观其学赵集贤设色与李唐山水小幅皆臻妙，盖利家而未尚不行者也。戴文进则单是行耳，终不兼利，此则限于人品耳。

关于辨别“行家”、“利家”（也称“戾家”，见后有关“戾家”的分析）的标准，启功先生在《戾家考——谈绘画史上的一个问题》一文中总结出三类：“‘行’、‘戾’的标准，约有三类角度：‘行’指行业，‘行家’指属此行业的人，相对的‘戾家’，则指非此行业的人，这是最初的命义，乃甲类角度；专业的人，技艺必自习熟，而有师承法则，所以引申之以称具有此等修养的人……这是乙类角度；还有以技艺流派的来源是属于‘行’或属于‘戾’而分的，这是丙类角度。”[1]如果我们根据启功甲、乙、丙三类标准来分析，将是如此情况：按甲类角度，戴文进、吴小仙、杜古狂、周东村都是院画家或院体派画家，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职业画家，是“行家”，专门家；沈石田、唐六如、文衡山、陈白阳都是画院以外的画家，不是完全以绘画为生的业余画家，即利家。从乙类角度来看，职业画家“行家”戴文进、吴小仙主要学铁线描，山水画学师于马、夏而获绝技；业余画家“利家”沈石田等人学黄大痴、吴仲圭、王叔明，其画作诚是佳品。再从丙类角度看，职业画家“行家”戴文进等人单行院体；业余画家“利家”主要为文人画体；但也兼学院体，如文衡山兼学赵集贤、李唐等人设色山水，遂成为兼“利”、“行”的画家。

在明代以“家”来划分风格流派的还有詹景凤。詹景凤在《跋饶自然山水家法》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