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学体制与文学运动

第一节 第一次文代会与文学体制的建立

在新中国尚未宣告诞生的1949年年初，中国共产党就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召开全国性的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确定今后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成立全国性的文艺组织。

1949年前后，国内政局的巨大变化，使得作家必须做出明确的政治选择。胡适、梁实秋、苏雪林、张爱玲、徐、纪弦、曹聚仁和林海音等人先后离开大陆，有的前往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或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有的则干脆去往国外。而更多的作家则怀着对新政权的信任和对新社会的向往，纷纷“北上”，云集已被确定为未来首都的北平，还有一些旅居国外的作家和艺术家，也怀着兴奋和期待归来。1949年3月，在当时的全国“文协”（即“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华北文协理事会议上，产生了以郭沫若为主任委员和茅盾、周扬为副主任委员的42人筹委会，筹备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

1949年7月2日至19日，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正式召开。这次会议实际上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体制，自此以后，整个国家的文学实践，都受制于这样的体制。

出席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共有753人，分别组成了平津（一团、二团）、华北、西北、华东、东北、华中、部队和南方（一团、二团）等十个代表团。代表中，中国共产党党员有444人，占代表总数的58.96%。[1]会议前一天，中共中央向大会发来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贺电”，要求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2]。会上，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周恩来作政治报告。郭沫若致开幕词并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茅盾和周扬先后作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和《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分别总结了此前的国共统治区文艺创作和文艺运动的基本情况。大会期间的7月6日，毛泽东亲临会场，作了简短的讲话。

第一次文代会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文艺的全面领导，确立了新生政权与文学艺术家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毛泽东7月6日的即兴讲话虽然简短，却很深刻地隐含了这种关系：“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3]这一讲话所频繁使用的“你们”和“我们”这样的字眼充分显示出，在毛泽东的思维当中，掌握政权的主体“我们”并不包括被称为是“你们”的文学艺术家，“你们”尚未真正进入“我们”的阵营，而且，只是因为“你们”合乎人民和革命的需要，才为“我们”所欢迎。实际上，中共中央的“祝词”由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来作，特别是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中所详述的人民解放军在新政权建立中的赫赫战功，也必然会使亟待改造的文人们自惭形秽，产生某种自卑心理。

从五四前后和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战中通过思想倡导的方式对于文学实践的竭力介入，中经20世纪30年代通过“左联”而对文学实行的“组织化”实践，到40年代延安“解放区”通过政权对文学的管制，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学领域的介入，终于发展为“国家”层面上的全面领导。从此，中国共产党可以动用包括国家机器在内的一切资源与力量对文学提出形形色色的政治或政策要求，进行相当有力的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