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对改革进程的认知上，创作主体通常把改革的成功系于个别具有雄强魄力的铁腕人物身上。积重难返的现实固然需要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工作作风，但在改革者的形象塑造上，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崇拜铁腕、强化个人极权的倾向。乔光朴、车蓬宽（《开拓者》）、武耕新（《燕赵悲歌》）、傅连山（《祸起萧墙》）、李向南（《新星》）无一不是这种铁腕英雄。武耕新在大赵庄以强迫命令、发号施令、树立自己绝对权威的方式实施自己的经济改革方针并取得成功。如果说，大赵庄这样的土壤只能产生武耕新这样的土皇帝式的改革者，那么，在现代大工业背景下并且留过洋的乔光朴竟也毫无二致，“工人们觉得乔光朴那双眼睛里装满了经验，现在已经习惯服从他了，甚至他一开口就服从他，他的确一次也没有辜负大伙的信任”（《乔厂长上任记》）。乔光朴甚至在个人爱情生活中也表现出极端的专制与蛮横，他在事先并没有征得童贞同意的情况下，突然对众人公开谎称他已和童贞结婚，目的只是为了以后能更方便地工作。而童贞这位曾留过洋的高级知识分子女性居然在略表娇嗔之后便原谅了他，而且更爱他了。如果作者站在人文立场上审视这些改革英雄们的精神缺陷，作品应该不失深刻。但作者显然抱着极为赞赏的态度，似乎改革的成功离不开个人的集权。而与个人强权意识相关的是“清官意识”“青天意识”和“钦差意识”。《新星》中的李向南单枪匹马冲击古陵县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保守势力，伸张正义、为民请命，俨然是一个现代“青天”的形象。而清官之所以能成功大都靠的是尚方宝剑，李向南一开始就以京城钦差的身份亮相，乔光朴的后面有局长霍大道的支持，傅连山一开始有省局王局长的支持，当比王局长有来头的副省长反对他改革时，就有比副省长更有来头的中央部里的领导支持他。陈抱帖（《男人的风格》）则有国家某部部长的丈人作后盾。在中国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文化语境中，或许事实就是如此，但改革的目的恰恰正是要由建立在“清官意识”、奴化意识基础上传统的人治社会，向建立在公民意识基础上的现代法理社会转型，而上述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宣扬铁腕人物的人治来促进改革的倾向，创作主体“没有真正意识到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其目的是为了调动每个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克服传统的奴化意识，根除专制生成的土壤，我们需要的是民主化而非人格神”[3]。这正是此类“改革叙事”的悖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