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过去的年代而言，80年代是一个个性探寻的时代，文学在试图找回个性的同时也试图找回久已失落的人性。文学在艺术视界中对“人”的持续探寻，对文学自身的发展弥足珍贵。小说中“人”的探讨逐渐脱离了类似“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政治樊篱，开始关注普遍的人性。作家开始关注人性的深层，热切追求审美个性。理论倡导、创作实绩和相关争鸣掀起了一股“寻根”热潮，以至于在诸多文学研究者那里，“文化寻根”成为文学考察的巨大容器，强行纳入众多为“寻根”概念所无法涵盖的作家作品。

对一种地域文化中“集体无意识”的探究，是80年代小说对“人”的深入探寻的突出表现。有评论者阐释“寻根”为“中国作家自我意识逐渐深化的过程”[5]。列举80年代出现的“系列”小说（它们多据地域文化特征命名），可以窥见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主体景观。阿城的“遍地风流”系列，代表作品有《峡谷》《洗澡》《溜索》等，小说以散文化、随笔化的手法，在时代氛围中抽象出独特的文化性格。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代表作品有《葛川江上人家》《最后一个渔佬儿》《沙灶遗风》《人间一隅》《土地与神》等，作品中古老的葛川江见证了吴越人家的生活变化。彪悍顽强、顽固愚钝的葛川江性格在历史沧桑中呈现出悲剧审美意蕴。《最后一个渔佬儿》中的福奎在灯火阑珊的江面大把大把撒着蚯蚓，和葛川江共同构成奇特的文化意象，在富有象征意味的人生图画中，艺术地展示了传统的重负和历史的前行。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代表作品有《老棒子酒馆》《老马》《黄烟》《空山》《狗头金》等。郑万隆的“异乡”是“一个汉族淘金者和鄂伦春猎人杂居的山村”，一个历史中“文明的极限”，他企图借这个世界表现“一种生与死、人性和非人性、欲望与机会、爱与性、痛苦和期待以及一种来自自然的神秘力量”[6]。李锐的“厚土”系列，代表作品有《眼石》《看山》《合坟》《青石涧》等，大部分作品在日常生活瞬间的描摹中触及了深层民族文化心理。80年代的重要系列小说还有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冯骥才的“怪世奇谈”系列、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吴若增的“蔡庄”系列、李宽定的“女儿家”系列、朱晓平的“桑树坪”系列以及乌热尔图以鄂温克族的狩猎文化为表现主题的系列小说，等等。这些系列小说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80年代小说对“人”的深入探寻，也体现为作家们对生存境况和人性状况的探索，如被推为所谓“寻根”小说代表作的《爸爸爸》（韩少功）、《小鲍庄》（王安忆）、《大淖记事》（汪曾祺）、《棋王》（阿城）、《老井》（郑义）等。1984年第7期《上海文学》发表了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其思想倾向和艺术技巧引起了文坛广泛关注。小说成功塑造了“棋呆子”王一生的形象。不同于“伤痕”“反思”小说，“知青上山下乡”在小说中被推到背景的位置，“吃饭”和“下棋”分别作为生存图景和精神图景，构成王一生生命的两极。在《老井》中，郑义一改《枫》等作品中的悲剧感怀，将从《远村》开始的文化批判与生命褒扬接续下来。孙旺泉的爱情苦痛和老井村的生存艰辛相互映照，小说在惊心动魄的掘井传奇中，显示出敦厚朴实的乡土风格，也保留了深刻隐晦的象征色彩。有些作家则进行着诗意的人生探寻：辽宁作家邓刚的中篇小说《迷人的海》显示了截然不同的人性探究方式和探寻向度，老、少海碰子之间的心灵对峙和交融时而深沉、时而激越；湖南作家何立伟的短篇小说《白色鸟》也尽情渲染人、鸟、水、天的诗意，但是，“斗争会”的锣声中，一切美的营构都瞬间倒塌，人性遭受的摧残也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