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后，鲁迅被纳入“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视野中，将其斗争精神绝对化、庸俗化，产生了消极影响。毛泽东在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修改时，也特地加上“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23]鲁迅被认为是左翼文学以来唯一能抵挡住“文艺黑线”、体现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代表，证实了“**”中对所谓“黑线人物”斗争与迫害的正确性，从而将鲁迅精神窄化为“大无畏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片面强调他“后期转变”的革命意义，曲解其杂文的斗争性，从鲁迅身上榨取资源，服务于“**”意识形态需要。

“**”爆发后不久，首都各界举行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1966年第14期《红旗》以“纪念文化战线上的伟大旗手鲁迅”的专栏，发表姚文元、许广平、郭沫若、陈伯达等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发言。将鲁迅的战斗精神限定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之中，同时将鲁迅的批判和战斗精神绝对化，为“**”的“造反”精神张目。姚文元在报告中鼓吹“纪念鲁迅，首先和主要的，就是按照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大大发扬这种大无畏的、彻底的革命精神，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锻炼出一身无产阶级的钢筋铁骨，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同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修正主义、同那些反华大合唱中乱跳乱叫的啦啦队、同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同一切牛鬼蛇神战斗到底”；“红卫兵战士对剥削阶级旧事物猛烈进攻的丰功伟绩就是对鲁迅的最好纪念”。许广平则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发言中反复强调：“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郭沫若在《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的发言中说：“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攀上前人所没有攀登的高峰。”

为证明“**”的合法性，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都充分利用鲁迅的只言片语进行宣传。批周扬时引用“四条汉子”之说，批刘少奇时引用“痛打落水狗”之论，批林彪时引用“两面派”，“评法批儒”时引用“打孔家店”，“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引用“投降派”之论。甚至连鲁迅佚文的发现，也被及时用作政治斗争的注脚。[24]整个“**”期间，编印鲁迅的各种语录、言论集，为鲁迅作品大规模地作注，成为一种群众性的运动。“**”后期“四人帮”控制的《朝霞》《学习与批判》等杂志刊发大量的研究鲁迅的文章，姚文元还曾着手修改他的旧作《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并指令有关写作组为其收集资料；石一歌的《鲁迅的故事》《鲁迅传》（上），编造史实，将鲁迅关于革命性、阶级性的论述断章取义，为“**”政治所用，在“**”后期有着广泛的影响。在“**”期间的“造反”“评法批儒”“批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从鲁迅身上榨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资源。“鲁迅研究”最终成为一场富有“**”特色的政治闹剧。

【思考与练习】

1.“两个批示”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2.《纪要》是如何出笼的？

3.“三突出”与“样板戏运动”有怎样的互哺关系？

[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026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