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中，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另外还有极少数的无名作者，以底层知识者的思考与经验，勇于质疑姚文元等人的文章，在断章取义的大批判面前回到常识，自觉抗争。马捷1965年11月30日在《文汇报》发表《也谈〈海瑞罢官〉》，指出姚文元“为了达到自己否定《海瑞罢官》的目的，不惜断章取义引用他人文章、断章取义地分析作品，其卑鄙程度是令人诧异的”，“《海瑞罢官》的意义决不是姚文元的诬蔑、造谣和中伤所能抹杀的”。遇罗克1966年2月13日在《文汇报》发表《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金为民的《关于新人、英雄形象塑造诸问题的质疑》被《文汇报》从1964年8月20日起连载三天。姚全兴1965年12月15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不能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作者质问那些大批判的奇谈怪论：“如果按照这种奇怪的逻辑来进行文艺评论，那么写李自成起义的戏，就是要我们学习起义吗？”然而随着“**”的深入，这些可贵的异见很快就淹没在更大规模的大批判之中。他们本人也因积极抗争而遭到残酷迫害。在北京，遇罗克因著文抨击姚文元和撰写《出身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决。上海则制造了有名的“桑伟川事件”。1969年11月，上海市煤气公司助理技术员桑伟川写了《评〈上海的早晨〉——与丁学雷同志商榷》投寄《文汇报》，对丁学雷歪曲和批判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的观点进行了驳斥，《文汇报》将此文作为“毒草”发表，上海市对桑伟川进行了近300次大型批斗，但桑伟川依然坚持己见，结果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投入监狱长达七年。

1967年5月25日起，《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几个文件：《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5月29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公开发表。《纪要》中提出的“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能写小资产阶级”“不能写家务事儿女情”的规范推向极端。1968年5月23日于会泳在《文汇报》发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第一次提出“三个突出”的人物塑造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即中心人物来。”后来姚文元对这一说法进行了润色，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同时，将“三突出”理论规定为“无产阶级文艺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16]在整个“**”中，“三突出”不仅是创作的根本原则，也是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它将原本丰富多彩的实际生活和人物关系变成了简单庸俗的公式，从而产生了一批概念化的造神文学作品，同时也衍生出“**文学”的一系列“三字”教条，如“三陪衬”“三对头”“多侧面”等。

除了少数特殊身份的专业作家以外，越来越鼓励群众创作。1963—1971年，工农兵创作直接对阶级斗争和“**”作出了积极回应，原本有限的知识分子话语丧失了生存空间。同时，在形式上，大众化的墙报、故事会、打油诗、活报剧等群众文艺样式受到推崇，“**”前夕的《人民文学》《诗刊》等杂志都曾经打破文体的界限，举办征文，刊登这些能够迅速反映阶级斗争、立场鲜明、通俗易懂的诗文、特写、通讯等。它们虽然单调粗糙，却能有效地传达“**”的政治意图。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批林整风”运动。1971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载短评《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同时重新刊登毛泽东1949年为《人民文学》创刊的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此后，虽然主流文艺思潮尚未明显改变，但万马齐喑的局面终有所打破，文艺界适度解禁，少数作家暂时被解放出来，获得有限的创作机会。一些地方的文学刊物复刊，局面较此前略有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