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还有一类讽喻性散文，这类散文以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为题材，在对历史人事的分析评说中，或直接过渡到对现实的议论，或间接地引发读者对现实的思考。例如黄秋耘《历史的哑谜》，从中国宋代的“烛影斧声”说到苏联时期的高尔基之死，再说到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也有不少“哑谜”。“比如潘（汉年）杨（帆）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此案殃及无辜达百数十人之多，‘**’后虽然都已平反，但个中曲折，始终没有全部‘曝光’，也没有人追问。”接着，作者又说到自己亲历的一件事。“‘**’中期，大概是1971年上半年吧，我在某省革命委员会里工作，随同各位‘首长’去审查‘星火燎原馆’的展览品，其中有一幅大油画，上面画着毛泽东和林彪在井冈山的顶峰上握手，画题为《井冈山会师》。当时有人提出，这幅画不符合历史真实，和毛泽东握手的应该是朱德，而不是林彪。井冈山会师时，林彪只不过是一个连级干部，跟在他后面的也没有千军万马。一位‘首长’却立即大声训示：‘应当这样画。历史服从政治路线嘛！’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我忽然顿悟起来，原来历史是可以随意篡改的，只要它服从于某一政治路线，服从于某些当权者的利益就可以了。”文章最后写道：“历史服从政治路线，就没有‘信史’可言。剩下来的恐怕只有鲁迅先生所说的‘瞒和骗’了。”历史上之所以有许多“哑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历史真相被人为地篡改，这样的事情在“**”中数不胜数。文章从“烛影斧声”入手，仍然落在了现实上。再如梵杨写于1986年3月的《试上骊山说祖龙》，对秦始皇表示了极度的厌恶和憎恨。文章围绕秦始皇为自己修建陵墓列举了他的种种暴行。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从13岁继承王位起，至50岁死去，修建陵墓的工程从未中断，前后经营39年，令两条河流改道。“工程何等浩大！据说，当时全国人口不到二千万，光是修建这地下宫殿就动用了七十万人，再加筑长城，北击南征，以及其他劳役，便占去总人口15%，共约三百万人。人民的负担多么沉重！而特别叫人难以容忍的，是用活人殉葬，在陵区内，近年就发现了三百多座陪葬坑。……咸阳宫内，那没有子女的一万多名宫女，都要活活随同陪葬；为修建墓室机密设施的三千多名工匠，不让走出墓门，困死于墓室之中。当我站在那陵墓之巅，背倚郁郁骊山，面对滔滔渭河，风物秀美，气势宏壮，本可以舒心悦目，开怀畅望，领略北国的雄风，抒发华夏之豪情，引领高歌，只是想起那些惨死的殉葬者，骊山林木的萧疏，渭水波涛的闪烁，仿佛就是他们怨怒的吼声，激愤的泪光。我心里不禁涌起一阵凄怆，眼前景物，似乎平添了一层灰暗的色彩，连风都顿然显得有些悲凉。”对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作者也不能无条件地赞叹，因为他想到了它们的制作过程，他看到了兵马俑后面的滔滔血泪和无穷尸骨。作者特意写了这样一副人头骨：“请看看兵马俑一号坑前的陈列室吧，那里展览着无数从陵区挖出来的骨骸，令人视而胆寒，思而心酸。其中，我看到一副人头骨，左耳根下还嵌着一个箭镞。我想，必定是那奴隶进行反抗而被射杀的。中箭当时，他是扑向前去，继续战斗，直到气断命绝才躺下，还是立即便倒在地上，挣扎，打滚，号啕，呼唤着自己日夜思念的父母、妻儿，痛苦地慢慢死去？这些，我们都无从知晓。但极其分明的是，箭镞已经锈朽，头骨却依旧完好；人比钢铁还要坚强，暴力压不倒真理！难怪秦始皇——祖龙死后不久，‘戍卒叫，咸谷举’，秦王朝一家伙便殂崩了。”有无数的人在兵马俑前惊叹，不曾注意这副人头骨，但《试上骊山说祖龙》的作者却无心对兵马俑作过多的欣赏，目光反被一副不起眼的头骨和头骨上小小的箭镞所吸引，并生发出“人比钢铁还要坚强，暴力压不倒真理”的感叹。作者写这篇文章的动因，也是有感于“**”中对秦始皇的荒谬尊崇。本来，秦始皇是早有定评的暴君，世世代代在人民心中是凶残、邪恶的化身，是魔鬼的代名词。但在“**”那是非颠倒的时代，秦始皇却成了功盖天地的大英雄。对这种黑白混淆，这篇文章发出了有力的质疑：“秦始皇功并不高，罪可不小……对这种人，何必那么称道？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世间最公正的裁判人。试问，有哪一个残害百姓的人会是功臣、推进历史的英雄？”《试上骊山说祖龙》一气呵成，情理交融，是一篇借古讽今的散文佳作。

老年作者在散文领域的活跃是80年代的一个醒目现象。“悲悼散文”和历史题材的讽喻性散文大多出自老年作者之手。在80年代的最初几年，老作家是散文领域的中坚力量。80年代中期以后，中青年作者大量登场。散文的题材和表现方式也日渐多样化。在80年代，也断断续续地有对散文本身的理论性探讨。在关于散文的种种说法中，对“抒情”的否定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在五六十年代，“抒情性”成为散文的突出标志，杨朔、刘白羽等“名家”则更是把散文的抒情功能发挥到极致。流风所及，以至于“抒情散文”成了散文的正宗，不抒情便不成其为散文。“**”后，首先是一些老作家对此种现象发出了质疑。孙犁在1981年就指出：“本来中国的散文是多种多样的。历代大作家的文集，除去韵文，就都是散文。现在只承认一种所谓抒情散文，其余都被看作杂文，不被重视。哪里有那么多情抒呢？于是无情而强抒，散文又一变为长篇抒情诗。”[4]到了1988年，汪曾祺又说：“二三十年来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似乎散文可以分为两大类：抒情散文和非抒情散文。即便是非抒情散文中，也多少要有点抒情成分，似乎非如此即不足以称散文。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了。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5]在80年代，散文面临着突破五六十年代形成的模式，走出杨朔、刘白羽等人阴影的问题。抒情性的淡化，“抒情散文”从中心滑向边缘，就是走出杨朔、刘白羽等人阴影的重要表现，或者说，对滥情的摒弃，是散文在80年代走向新生的关键一步。